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和墨家的墨子及其后学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最初墨子学习儒术,发现儒家学说的严重弊端而背儒,创立墨家学派并发展了墨家学说,形成儒墨分庭抗礼的局面。儒墨的语言理论在先秦语言理论中居主导地位,都对先秦语言理论及后世语言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儒墨语言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大有可为,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本文力图在先秦时期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从名学理论、辩学理论和修辞观三个方面对儒墨的语言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语言理论的异同并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根源,从总体上把握儒墨语言理论在先秦语言理论中的历史地位,客观阐述儒墨语言理论对先秦语言理论乃至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缘起、方法和意义。先秦时期社会制度更替,各种学说争相涌现,论辩成风,对语言的重视与运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并称“显学”的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都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丰富的语言理论成果,但是学术界对儒家或墨家的语言理论的研究都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更不用说对儒墨语言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就是要弥补这一缺憾,对儒墨语言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比较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为儒墨名学理论比较。名学问题是先秦诸子争论的焦点,而名实关系又是名学问题的中心。名,指词语、概念,扩大来说指语言,实,指客观实在。首先,儒墨名学理论存在共同性,主要表现在儒墨都要求“正名”,要求名实相符,都认识到名的任意性、约定俗成性。其次,儒墨名学理论存在着重大分歧。孔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主张“以名正实”,后来荀子对其进行纠正,主张“制名以指实”,但是由于荀子把“制名”作为实现“王道”的工具,与墨家从名本身性质出发讨论名学问题截然不同,因此在名的界说、名的分类、正名目的、正名核心问题上儒墨都有重大分歧。墨家对名实关系问题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名、举、实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上,而儒家对此并无深刻认识。儒墨两家的名学理论成就斐然,达到了先秦名学理论的高峰,同时也对后世语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儒墨辩学理论比较。儒家仅将辩说作为推行政治理想的工具,而墨家将“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提出系统化的辩学理论,因此在辩学理论上儒墨的分歧远多于共同认识。首先是儒墨论“辩”的本质的比较,儒墨对“辩”的界说、“辩”的目的和功用都有不同见解,荀子认为“辩”是对“正道”的反映,是为政治礼义服务的工具,墨家则抓住“辩”的本质特征,指出“辩”就是相对的两方对相对的两个观点的争论,并提出“辩”的目的和功用。其次,儒墨对辩说原则的论述的比较,由于辩说目的和对辩说本质的把握程度不同,儒墨提出的辩说的核心原则、辩说社会功用原则和辩说的语言交际原则差异很大,在辩说的道德原则上,儒墨都要求辩说者有理有据,辩说得当,但是儒家的辩说者只限于统治阶级学者,而非墨家对辩说者平等对待。再次,儒墨论述辩说的语言形式的比较,儒墨都从正反两面对辩说的语言形式进行论述。儒家的荀子以定义的形式揭示语言表达的完整思维过程,墨家虽认识到这一过程但表述不如儒家简练明确。墨家总结出七种具体辩说论式,此为儒家不及。儒墨还从反面对辩说的语言形式进行论述,以揭露和避免谬误,达到辩说目的。荀子提出著名的“三惑”说,墨家则指明名、辞、说中容易出现的三种谬误。第四部分是儒墨修辞观比较。首先是对儒墨文质观进行比较,主要是儒家的“文质兼备”说与墨家的“先质后文”说的比较。其次是对儒墨修辞准则的比较,主要是儒墨对修辞的政治社会准则、道德修养准则、话语理解准则的不同论述。再次是对儒墨语境观的比较,注意“题旨情境”即语境,是现代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就对立言修辞的环境场合、时机、对象有了深刻认识,都提出立言修辞要注意环境场合、要合乎时机、要考虑对象,并做了相关精辟论述。总之儒墨修辞观取得非凡成就,并对先秦修辞观和后世修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语部分。结语部分概括了本文所能取得的研究效果,并指出存在的不足,说明对儒墨语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