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强制医疗程序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安全、治疗精神病人,从这些年的实践效果上来看,确实有效防控了精神病人暴力伤人、杀人事件的再次发生。但强制医疗机构“只进难出”必然导致整个强制医疗程序不能良好运行下去,确保精神病人在恢复精神健康时能够及时解除刑事强制医疗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然而作为“出口”的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运行不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关于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现有立法还不够清晰明确,更是由于我国对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立法的价值目标还有待提升。具体的法律制度上表现为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启动不明、解除标准模糊、诊断评估报告可采性低、缺乏救济途径、法律援助缺位、管辖法院单一、配套机制缺失、检察监督不明;立法价值目标上则表现为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保障人权的价值位阶排序设定偏低,效率价值缺失;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首先研读了国内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相关理论成果,后续又对英美法日四国的相关程序进行了参考,希望为我国提供适当的借鉴。为了让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畅通运行,本篇论文从升华基本价值目标和细化基本法律制度两个角度来完善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针对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解决思路和完善建议,具体提出了首先要重塑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立法价值目标:既要维护社会安全又要保障人权,同时还应彰显司法效率;同时,在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上应明确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启动主体和启动顺序、明确解除标准、引入第三方鉴定机构、增加救济渠道、确保法律援助增加管辖法院、明确检察监督内容和方式、建立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