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紧急避险的法律性质问题,即紧急避险的体系定位问题,刑法理论上存在着排除违法说和排除责任说的对立。对紧急避险“一边倒”式的体系定位并无现实意义,“二分说”更具合理性。紧急避险理应对危险的紧迫性、法益冲突的比例性以及行为人的意志自由等进行综合分析,同时根据避险行为所保全的对象加以区别,对不同类型的紧急避险分别定位。紧急避险原则上阻却违法,例外情况下阻却责任。对紧急避险的危险源的范围应作出严格的限制,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一般可接受的风险,例如失业、饥饿、疾病等原则上不允许紧急避险,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确有合理依据的另行判断是否成立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在行为人自招危险时,没有禁止实施紧急避险的理由,应对避险行为和先前的自招危险行为分别评价,对自招危险的行为依据行为人在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在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判断中,法益衡量说值得肯定,但法益衡量理应将受损一方的隐性价值添加后再进行双方利益的预判,故当紧急避险所保全的利益大于损害的利益时也不必然符合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只有价值差距特别显著时,才能认定避险行为的合法性。违法性的评价在对人们的行动指引功能意义上存在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进行法益衡量时,应慎重对待。法益衡量应以危险来临时,避险行动开始前为时点进行事前判断。针对生命权的紧急避险原则上不能阻却违法性,只能例外地认定行为人不具“期待可能”或“处罚必要”而排除责任。除此之外,在排除责任的紧急避险的判断中,还应结合行为人的意志自由来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