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必要专利是技术标准中包含的必不可少的专利,是实施相关技术标准所必须使用的专利。为防止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利用标准优势,滥用专利的禁令救济权利,法院应当发挥自由裁量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对专利权的排他性作出一定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出台的《专利法解释（二）》是指导相关司法实践的裁判规则,但存在适用范围狭窄、适用情形不明确等适用难点,导致司法实践对相关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并不一致。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限制尽管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都强调专利权人的行为应受FRAND承诺的限制,且关注专利权人与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平衡。FRAND承诺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语境下的肯定性表述,且包含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在考量双方的谈判行为之后,应认定“专利权人是否故意违反FRAND承诺”以及“实施者是否有谈判意愿”,并据此判断是否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法院无须单独考虑公共利益的影响。同时,应构建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谈判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双方处于善意或恶意。论文主要由导论及五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概述了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研究趋势,并总结出已经达成的理论共识,但对于限制的正当性基础及具体规则,理论界仍存在分歧。且现有研究多基于实践中的个别案例展开,缺少对法律条文的关注和对大量案件的分析。第一部分从《专利法解释（二）》的条文出发,分析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现有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重在梳理我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现有司法实践。不同法院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统一,在许多细节问题的处理上甚至大相径庭。此外,对法律尚未规定之情形,司法实践已作出不少有益探索。第三部分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分析与对比美国、欧盟以及日本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裁判规则。第四部分旨在对《专利法解释（二）》第24条第2款与第26条中的重要概念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回归到对《专利法解释（二）》相关条款的解释与完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