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作为企业财务报告的内部独立监管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问世以来便被各利益相关者寄予厚望。但事与愿违,审计委员会似乎并没未发挥预期的监督治理作用,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发的财务舞弊事件,引起了公众对审计委员会的深度质疑,因为他们对于审计委员会是否履职以及如何履职几乎一无所知。如何提高审计委员会履职的有效性,增强投资者对审计委员会的信心?IFAC曾在报告中指出提升审计委员会效率至关重要的是,增加审计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的透明度。2013年,上交所发布了《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对审计委员会信息披露问题做出了进一步规定。美国SEC于2015年发布了题为“Possible Revisions to Audit Committee Disclosure”的概念公告以征求公众对于审计委员会信息披露改革的意见或建议。与此同时,其它国家的监管机构（如英国、澳大利亚、欧盟等）也在积极寻求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改变。但是这场关于审计委员会透明度重大变革的成本与收益引起了实务界的诸多争议。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其自愿披露形成了有效和无效两种观点,那么若通过强制要求披露履职信息来提高审计委员会的透明度,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似乎鲜有文献对其进行讨论,因此审计委员会透明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仍然是一个经验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年上交所审计委员会信息强制披露要求的准自然实验,分别以会计信息质量、高管在职消费、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企业价值为主要切入点,考察提高审计委员会透明度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显示:（1）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且该效应在错报风险和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这说明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能够对审计委员会在会计信息质量中的监督效果产生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财务报告生成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2）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且该效应在内外部治理环境相对薄弱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这说明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尤其是在内部外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3）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大股东掏空程度,且该效应在大股东掏空动机更强、掏空机会更多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这说明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尤其是在大股东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4）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该效应在内部治理水平和外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这说明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能够在成本与收益的平衡中产生积极的综合效应。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审计委员会特征的检验发现,在提高审计委员会透明度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高管在职消费抑制、大股东掏空约束、企业价值上升的关联度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透明度的提高促进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从形式转化为实质,支撑审计委员会监督和治理作用的发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贡献在于:（1）从收益视角回应了当前有关审计委员会透明度改革的争议。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在尝试推动审计委员会信息强制披露的改革,但是针对其成本与收益之争,始终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基于我国上交所出台的强制披露要求,从会计信息质量、代理成本、企业价值等角度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透明度变化带来的影响。（2）丰富了有关审计委员会履职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通过梳理现有关于审计委员会履职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看到,相关文献多集中于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属性以及小部分内部外环境因素。本文则利用外部监管政策的变化,实证检验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变化对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履职带来的影响（3）扩展并丰富了国内有关审计委员会经济后果的研究。自审计委员会的职责界定和完善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告质量、内部控制以及外部审计的影响而展开。本文则从高管在职消费和大股东掏空行为视角,验证了审计委员会在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代理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的治理效应,以及对企业价值的综合影响。（4）本文基于外生事件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计委员会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其组成结构可能是内生决定的。本文利用上交所发布强制信息披露要求这一外生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较好的分离事件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前后变化的差异,从而有效避免互为因果、样本选择、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审计委员会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