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历史性的事件之一。虽然这一历史事件己经结束65年了,但读史可以明鉴,中华民族史上这段悲壮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地区的指挥中心,抗战重庆研究是抗战历史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题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却鲜见有深度的专题研究,并且从传播学视域的国家形象角度切入的研究几乎没有,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美国《时代》周刊一贯重视对中国的报道。《时代》周刊自创刊起就对中国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度,最频繁报道中国的时段是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在《时代》的中国报道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那么,《时代》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形象,这样的形象塑造意味着什么,这就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研究对象上看,在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时代》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本文属于填补空白的研究课题成果。本文以美国《时代》周刊为个案,在传统史学研究基础上,借用国家形象理论,试图用话语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系统解读该刊在二战期间的重庆报道文本,探讨《时代》周刊塑造战时中国首都城市及其“国家形象传播”的特征、传播战略和效果,以期获得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中国形象的历史启示。在《时代》周刊的报道中,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时代》周刊塑造的抗战重庆形象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完美的领导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重庆形象符号还包括“追求民主”,“为中国独立不懈抗争”的国民政府以及美国政府对其的支持。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也是《时代》周刊塑造重庆国家形象符号的组成部分,但报道比重相对很少,而且多为批评。《时代》周刊笔触下,重庆大轰炸“使重庆成为伟大,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时代》周刊塑造的波光粼粼的重庆的“愿景”以政治主题居多,并没有展现一个立体鲜活的抗战首都城市形象。《时代》周刊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重庆寄予厚望,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的巨大变革没能在重庆出现,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发生了。这也是费正清所说的美国媒体的失败。本文研究显示,这种变化也没有被《时代》周刊充分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