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既是清初一代名臣,又是著名理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史家。他在理学、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有显著的学术成就,且他的学术思想顺应了明末清初学术转变的形势,对当时由虚返实的学术思潮起了推动的作用。《明史稿》是汤斌传世的史著,也是今本《明史》的底稿本之一。《明史》的修纂是有清一代官方史学活动中一项十分重大而繁重的工程,前后经历三个阶段,耗时近百年。汤斌参与《明史》的纂修活动前后共有两次。汤斌首次入明史馆参与《明史》的纂修是在顺治十一年(1655),入馆伊始,汤斌就上疏请求表彰明末抗清志士,但因不合时宜且为政府所忌,而被调离京城,期间并未有什么成绩。康熙十八年(1678)汤斌再次入明史馆,期间曾亲撰有《太祖本纪》四卷,在升任《明史》馆总裁之后,其负责《天文志》、《五行志》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列传的审阅工作,后亲自审定并陆续删改《天文志》九卷、《历志》十二卷、列传三十五卷等《明史》史稿,成绩斐然。为《明史》的撰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汤斌的《明史稿》是今本《明史》的底稿本之一,后者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删改而成。在参与纂修《明史》的过程中,汤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明史》本纪的体例方面,汤斌主张效法宋史。在本纪的编纂上,汤斌认为要言、动皆记,不仅要记事,而且还要记皇帝的诏令。就《明史》的取材问题,汤斌强调既要做到“明法道”又要做到“事辞备”。对于史官修史,汤斌力主信实,如此方能严是非以昭后世,以彰显史学的垂鉴作用。对于史官的修养问题,汤斌则强调要做到“克己无我,幽明不愧”。此外,在经与史的关系等方面,汤斌均有自己的看法。汤斌的史学见解既是在纂修《明史》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在此过程中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