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已经成为社会权力运行中的重要变量。在技术赋权的视域下,算法技术改变了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了一场新的权力博弈,而算法本身就是权力博弈的场域。算法和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之源,引起了人们对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的警惕。对算法权力伦理困境及其治理的研究对于实现算法善治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交代了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除绪论部分外,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二章是对算法与算法权力的概述。本章首先对算法的历史、概念与特征进行了梳理,又从福柯、德勒兹和斯蒂格勒的角度对权力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又从“媒介即讯息”与技术“两重性”两个方面讨论了算法的价值负载性,它们分别代表了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在此基础上,阐明算法的“政治性”和权力属性,为整个研究建立了基点和理论前提。第三章探讨了算法权力所造成的社会伦理困境。本章将人与社会的全面数据化视为算法权力的准备阶段,并从界面、评分与预测三个方面对算法权力展开论述,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交叠,共同编织着算法权力之网,其带来的伦理政治困境包括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算法歧视、强化偏见、预测失灵等。第四章试图提出一种应对算法权力的可能策略。对温纳所提出的“弗兰肯斯坦难题”进行当下的反思,并结合福柯、芬伯格的相关理论提出一种“自我赋权”的技术民主化策略。但同时也指出,对算法权力的规制与治理也离不开伦理与责任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等其他必要举措,这势必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