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公司法》设立完全认缴制,股东不再受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可基于意思表示与公司约定出资期限,也可分期缴纳。资本制度的改革确实起到了激发市场活力的实质性作用,但股东认而不缴、约定超长出资期限等问题也随之出现。目前仅有《破产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明文规定了破产、解散情形下允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非破产、解散情形的加速到期问题则缺乏法律规定。当前司法实务中亦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其状况总体呈现出紧迫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存在若干误区,如以对立的眼光看待破产加速到期制度与非破产加速到期制度。因而使相关案件的审理困难重重,亟需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寻求非破产、解散情形下加速到期制度的构建路径。笔者认为加速到期制度具有理论正当性。股东出资义务既具有约定性也具有法定性,其法定性表现在股东以其认缴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抽象的财产交付义务。在认缴制背景下,资本维持原则仍然具有事前规制功能,但其内涵与实缴制背景下略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在股东出资额未实缴完毕时,公司至少不应当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基于资本信用说,投资者对于股东及公司所公示资本信息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设立加速到期制度的立法目的是减少滥设、提高公司品质以及保障债权人权益、维护交易安全。认缴制使新设公司品质下降、交易安全受到威胁,在信用信息制度并不完善的当下,通过加速到期制度构建将股东认缴且未届期的资本作为交易担保,可使投资者新设公司时更为谨慎,对于建立安全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但现行加速到期制度构建路径均有所缺憾,难以完全实现债权人保护。《九民纪要》第六条本身便存在理论基础欠缺、适用范围有限的问题,在司法实践进行具体适用时还导致债权人承担了过重的举证责任。就破产程序而言,该程序本身便存在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也无法真正起到倒逼股东放弃期限利益的作用。债权人撤销权与法定债务理论无法作为债权人直接请求权的理论来源。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以股东（大）会为中心,建立董事会催缴制度对于解决加速到期问题的实际积极意义有限。本文在综合分析上述司法实践状况与理论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借此次《公司法》修改之机,以“概括+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将加速到期制度纳入法律之中。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概括标准,以“客观标准”即强制执行程序来判断公司是否有能力清偿到期债务;严格把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全面审查债务人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全部债权、债务等事项,以个案认定对后续案件产生既定效力。将《九民纪要》第六条第二款以及“非自愿债权人”作为必要情形以列举方式写入法条之中,并辅以兜底条款,之后也可将实践中重要情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充。大多实行分期认缴制的国家所采用的董事会催缴制度在我国可能水土不服,因而可成立出资管理委员会承担催缴义务,并对其人员构成、决议方式等进行细化。本文期待通过以上的相关研究构建完整体系的加速到期制度,为加速到期制度的立法化、规范化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