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居住转型革命的到来,随着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住房问题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蚁族”、“房奴”、“低龄购房”、“啃老购房”、“无房难婚”等社会现象表明住房问题正在演变为青年的“烦恼”。本研究基于江苏省南京、苏州、连云港三市854位青年住房观念和行为调查,描述城市青年住房挤压图景的同时尝试给出可能的解释。研究发现,城市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住房挤压现象,住房挤压的形成是城市青年自发卷入房产争夺战的产物,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和家庭因素相互作用于青年住房行为进而形成青年群体普遍存在置业压力的结果。城市青年的住房行为锁定在三组“博弈”之中。经济场的博弈基于市场交易秩序,住房的经济压力具有单向限定的强制性,“有钱就有房,没钱没商量”,即便如此,收入的增减难以动摇绝大多数青年购房的决心,九成的青年倾向于购房,形成群体性的购房偏好。婚姻家庭的建构在构建购房偏好以及形成住房挤压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作用。三城市均有超过七成的青年倾向于婚后独立居住,他们认同住房是结婚的必要条件,与来自父母或配偶父母施加的住房压力相互作用,生成一种住房与婚姻的捆绑契约。但在购房的责任归属上呈现出性别平等的趋势,这种趋势并未削弱代际间的义务关系,家庭既成为青年购房社会支持网络,也成为青年住房挤压的背后推手。社会场的博弈图式中,青年在城市中竞争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获取居住生存空间,居住的空间和位置具有社会与文化意涵,是城市人社会地位的符号表现方式,处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的坐标系上的中间阶层受到较严重住房挤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夹心层”效应。这部分青年具有通过住房获得社会认同或实现向上层流动的强烈动机,围绕居住资源的场域斗争实践着住房阶层的再生产。经济、社会和家庭影响因素并非直接作用于青年人的购房行为,而是通过城市青年的产权偏好、居住意愿以及婚姻家庭观念等发挥作用。青年购房与市场、社会和家庭的互动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参与建构住房社会价值建构的过程,青年及其家庭的应对策略中的那些看似通过市场获得居住资源的意志并非独立于制度或权力而存在。正如场域理论所意图揭示的,从社会空间到象征空间,住房所被赋予的社会意义正在成为建构城市青年生活意义的符号资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