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撰写批评散文《疾病的隐喻》,吁求疾病的去污名化,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常被医学界称为“熟悉的陌生人”。纵览桑塔格的文学作品,很多病态人物或是精神有恙,或是身体不适,都有着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因感知到喧嚣时代的人心麻木,桑塔格通过疾病书写传达了她对现代人精神困境与现代社会文化痼疾的思考。疾病在讲述人的存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空间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桑塔格深受“空间转向”的影响,她所提出的“反对阐释”和“新感受力”体现了独特的空间意识,且文学文本中的空间意象处于前置地位,因此,本文从空间视角解读苏珊·桑塔格两部文学作品《恩主》和《床上的爱丽斯》中的疾病书写。本文依循空间批评的两条线索,分别是空间现象学和空间社会学,将文学文本与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等非文学文本进行对话式读解,旨在揭示文学之用。基于空间现象学视角,《恩主》中精神失常患者的心理空间由各类空间意象和人与空间的互动得以展现。家宅影响着人的自我认知,也是主体性建构的基地。然而,在自恋文化的裹挟下,人陷入自我放纵的泥潭。此时,房间成为人的主体性破裂的游戏空间。镜子意象提示,人依凭梦境指导现实生活,这种荒诞行为将人置身于危险的境地。在家宅与梦境阴影的笼罩下,人忙忙碌碌却又碌碌无为,虚无人生视觉化隐喻为一座空房间。通过各种空间形象呈现出来的心理空间言说了人主体建构的窘境,提示我们自我感的建立并不代表真正自我的形成,因为往往正是在存在的核心处,存在漂泊不定。基于空间社会学视角,《床上的爱丽斯》中躯体化患者的阈限性存在在社会和家庭两个场域中得以展现。首先,身体和床叙述了女性在维多利亚社会的边缘性存在。身体是自我认同的叙事中心,也位于权力话语的核心处。爱丽斯长期缠绵病榻,在社会中缺场的身体揭示了女性是社会中不可见的存在。其原因由爱丽斯拒绝别人移走被褥这一行为所提示:女性自身进一步内化了社会规训。由此,床既是社会凝视下的“全景敞视监狱”,亦是自我放逐的黑暗空间。爱丽斯的社会阈限性提示我们,自我束缚与社会规训同样致命,如果不是更为致命的话。其次,病患女儿爱丽斯是陌异家庭关系的受害者。家庭空间,如房间和家具,是家庭结构的忠实形象,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化身。一方面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房间代表了父权体制,另一方面家具的摆放位置暗示了父亲权威般的存在,父亲对荣誉和成就的重视则导致了陌异的家庭关系。社会的拒斥、自我的束缚和家庭的要求使得爱丽斯进退两难,成为含混的阈限性存在。爱丽斯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重阈限性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来自社会、自我和家庭的束缚,使得女性即使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也难逃身份认同的危机。研究发现,疾病与空间有着本体论意义上的连接,它们在身体、生活环境和社会空间中相遇,一同讲述着人的存在。在苏珊·桑塔格笔下,空间获得了一种“生产”疾病的能力:隐喻着人类生存困境的疾病具象化为各类空间意象。空间作为重要的意识载体参与到了疾病书写中,呈现出人物主体建构的困境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空间言说人类身患疾病的生存状态和疾病的缘起。空间体验影响了创作主体的文学空间实践。桑塔格的空间位移和住宅经验形塑了她对空间的艺术感受力,从而被作家移植进疾病书写中。借助空间呈现疾病,桑塔格思索并回应了这两个问题:人生活在怎样的境况中?人又如何回应他人的痛苦?通过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式读解,本研究认为,空间视角下的疾病书写揭示了人的真实存在,体现了桑塔格“介入世界”的写作担当和“共情他人”的生命意识,激发着读者理性的思考力和感性的道德理解力。头顶疾病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践行“身体写作”的桑塔格将生的希望寄于心的空间,吟咏了一曲生命赞歌——即使跌落于忧伤的生命之谷,作者与读者仍然能够在文学空间展开心的双翼去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