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市外来女性劳动力移民比重不断增加,成为上海外来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女性劳动力移民在文中特指移民到上海的农村女性,“女性”加“劳动力”加“移民”构成了她们特殊的身份。她们是移民,来自农村的移民,和所有城市的外来者一样,不享有城市人能享有的体制内的资源与机会;她们是劳动力,是社会底层的劳力承担者,与城市户口的劳动力相区别,成为劳动力等级地位的一个符号;她们是女性,她们的很多问题还经受着源远流长的父权制的影响。 本文采用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对有着这样特殊身份的女性劳动力移民群体的城市适应过程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本文的女性主义视角的意义在于她们都主张从女性日常的经验出发,尊重当事者的经验和主体性,即站在这些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立场上,了解她们的生活,把握她们的思想脉络。 由于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往往跟他们迁移的动机力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探讨了女性劳动力移民的个人经历和迁移动机。研究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女性劳动力移民的外出动机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经济原因已经不足以解释女性外出的动机,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她们作为女性的社会性别原因。 接着根据本文对社会适应过程的界定,笔者将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中的特定生活情景操作化为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定的场域,即选取家庭与社区关系、城市职业与经济成就、文化异同三个方面结合具体的个案来分析女性劳动力移民在三个层面的城市适应过程的特性,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女性劳动力移民独特的社会适应过程。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女性劳动力移民的城市适应过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低期待值下的生存适应。由于农业比较利益、地区比较利益的存在,大量女性劳动力移民对获得较高收入和较好的生活质量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同时对二元结构下农村户口的约束性质和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