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UNCTAD建立的全球创意产品的数据库中七大产品和总额的进出口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整体网络与个体网络分析、核心-边缘分析和块模分析来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网络格局以及网络结构特征。然后根据相关数据构建影响因素网络，通过QAP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不同影响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意产品网络格局形成的影响力，并揭示了文化创意产品七大分类产品贸易网络产生和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得出“一带一路”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网络：（1）整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密度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关联度一直在降低，“一带一路”战略及时地抑制了这一趋势。等级度呈在不断增大的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网络等级性日渐明显，较为森严，贸易差异性较大。网络效率却一直在下降，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贸易的媒介国家逐渐增多，整体网络愈加紧密。（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创产品贸易网络中，进出口贸易模式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多数国家文创产品出口贸易能力大于进口能力。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文创产品贸易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文化和宗教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在文创产品贸易中与其影响力严重不对称。（3）在“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网络中，中国、新加坡、阿联酋、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长期处于贸易核心地位，中东欧地区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网络中大多处于边缘地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组团现象明显，主要表现为西亚地区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组团显著。
　　运用QAP相关性分析和QAP回归分析得出，经济规模邻近性、经济水平邻近性、文化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格局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市场规模邻近性、语言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格局形成具有负向影响作用。经济规模邻近性、文化邻近性和市场规模邻近性是沿线国家工艺品贸易网络格局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之间的视听产品贸易联系；经济规模和文化邻近为设计贸易网络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文化邻近性、RTA邻近性和经济规模邻近性是新媒体贸易网络产生的主导因素，文化邻近性的作用在新媒体贸易中最为明显；表演艺术贸易网络联系中，经济总量差异较小，文化认同感越强的国家贸易关系越强；RTA邻近性是沿线国家出版贸易联系的主导因素，其影响作用力远高于其他因素；文化邻近性和经济规模邻近性在视觉艺术贸易网络形成中影响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