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而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由于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从而产生融资约束,政府引导基金就成为资本寒冬下为创新型企业出资的中坚力量。自2015年起,政府引导基金开始加速发展。因此对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效应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为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使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为2009-2020年,根据企业是否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用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数（不包括外观设计）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用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IPC分类号在该企业前5年未曾出现过的专利数作为探索式创新,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IPC分类号在该企业前5年出现过的专利数作为利用式创新,利用多期PSM-DID模型衡量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作用,并对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融资约束在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双元创新中的调节效应,并对企业的股权性质和所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显著性的影响;（2）融资约束在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中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即对于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对其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会越强;（3）政府引导基金对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政府引导基金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引导效应高于国有企业;（4）政府引导基金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政府引导基金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引导效果最为明显,对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系数值大小和显著程度都没有东部地区高,且对探索式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而对西部地区的企业仅在利用式创新上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丰富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效应研究因素的探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差异化发展,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应在政策上有所倾斜;（2）加强政府对引导基金管理的能力,避免政府引导基金失败案例的发生;（3）建立全面的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考核制度,推动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