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晋宋之际的政治(形势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选取桓玄、刘裕代晋为切入点，力图探析历史发展的逻辑。 全文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论述桓玄代晋问题。大抵围绕桓玄势力的崛起、桓玄桓楚政权的社会政治军事基础以及桓楚代晋的失败(最关键的是桓玄与京口北府集团之间的关系)三个主要问题展开。在对大量史实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我对桓楚政权的性质给予了重新定位，即桓楚政权并不是田余庆所说的“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而是以桓玄和桓氏家族为组成核心的荆楚地方社会政治势力凭借自身的军事优势并藉由晋末外在客观有利的政治形势向中枢建康扩展自己政治军事影响力的结果。桓氏家族在荆州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卵翼了一个强势的、相对独立的军事政治势力集团，桓氏家族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保护者和代表者，桓玄的崛起以及桓楚政权是建立在这个势力基础之上的。同时，论文也探讨了桓玄代晋失败与京口北府集团的关系。 下篇主要论述刘裕代晋问题。也大抵围绕京口北府集团凭借登上国家政治前台、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政治形势和体制发展变化等三个问题来进行展开的。切实而言，刘裕的崛起主要是京口北府势力凭借强势的军事实力趁势在政治军事上寻求发展突破的结果。而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刘裕借助于军事优势不断地打破政治僵局、争取政治优势的过程。京口北府集团的兴起使得非常时期军事实力和军功打破既有的门第制度的优势，取得短时间内的优势，以致于引起国家官爵制度上的一些变化。不过，因为这些变化主要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有限的领域，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所以对刘宋建立所具有的社会变革意义不可过于夸大。 比较桓玄、刘裕代晋而言，两者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如桓玄、刘裕都是凭借地方势力兴起，这使得桓玄、刘裕阵营与政治上占据优势的建康高门士族之间关系紧张，不可避免地遭到还保有余势的建康高门士族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轻视，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他们都是借助于强势的军事优势完成革鼎事业，这又导致晋宋之际国家权力结构上皇权的伸张。桓玄、刘裕皇权是直接由以强势的武力为后盾的霸权转化而来，这奠定了皇权强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