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作为阳明及其弟子后学内进德以修己、外亲民以教化的共同宗旨,是16世纪中国思想转折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仅限于理学,更是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社会思潮。而如何探寻这一转折与影响的原因及其实现就成为后世把握阳明心学真精神的关键所在。阳明殁后,其弟子后学便从王学分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致良知”作为王门教法宗旨的普遍性意义。晚近以来,又有学者从“致良知”的内圣实践进路显豁“即道德即宗教”的人文宗教之义,也不乏从政治文化角度对“致良知”的价值转向所作的阐释。而诸多诠释视角无疑都指向一个更为内核的问题:“致良知”何以为“教”?即经由最初的教法而转向对王学宗旨的整体性概括——“致良知教”的作用与意义显发是如何可能又是如何实现的?因此,溯其源而探其流,以阳明及其弟子后学对致良知教的具体落实与推进来把握致良知教的内在根据与价值指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阳明的学问宗旨与教育方法,致良知教的具体落实就表现在其以讲学为载体、成德为旨归的道德实践活动中。而阳明将“讲学教育”定位为平生志业,其原因就在于致良知教的提出是建立在阳明对儒家成德教育之路的重构上。阳明以朱子格物穷理为圣贤追求,却始终难以实现“天理”如何内在于主体又如何照察于现实的人生。而在具体的生存境遇危机的倒逼下,阳明的成圣之路便转向了主体道德实践的内向澄澈,基于“心即理”主体与本体同一的原则,将朱子学“知先行后”的横向“践行”结构扭转为“知行合一”的纵向“践形”系统,这既是对朱子格物致知之蔽的纠偏,又是对圣贤工夫追求的有效解决。而“致良知”的提出则是进一步夯实“良知”作为个体内在德性根基,以“随时知是知非”的方式落实并推致于每一个愚夫愚妇心头。在此意义上的讲学,也就成为阳明学派安顿自我精神生命、据德成业的重要实践方式,更是重开儒家“为仁由己”这一成德教育之路的必要途径。阳明学派在讲学教育的实践中,逐渐从个体道德意识的自觉转向对民众良知的唤醒,这就使得两宋以来儒家士大夫的行道关怀走向了“觉民教化”。觉民教化作为致良知教的具体落实,在阳明后学的不同诠释向度下形成了教化之道的层层转进。从王龙溪“一念灵明”的方式将良知见在化,到王心斋“顺明觉自然之应”对见在良知加以现成化拓展,使得民间大众直接从自然明觉中获得道德自觉与行道担当的使命意识,让天下有道在教化的维度中成为可能。但在致良知教风行天下的同时,见在化与现成化逐渐显露其弊,致使在感性知觉与习心习境的掺杂中失去教化的内在根据,更是将教化应有的超越性维度一并加以消解,而面对来自晚明朱子学与政治生态的双重重压,阳明学派的觉民教化之道毕竟未能真正实现。致良知教的历史影响与教化困境揭橥出一个根本问题——何为既能支撑阳明心学教化之道而又不使其发生滑转的内在根据与价值指向?良知作为道德理性在伦常日用的基础上统摄着现实人生,而其对个体生命实存的转化则是通过德性的“教养”所实现,其实现进路就在于反求诸己、逆觉体证的非对象化之主体体知,此“逆觉”即是不顺着感官之思与气质之性而沦为自然生性的道德本心之自警自觉。在此意义上的良知见在与现成说,是依据良知本体在人伦日常中的当下显现,见在良知与良知本体同一并在。而阳明晚年定见“四句教”更是在此基础上,以良知本体为工夫的内在根据,从“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中层层超越具体善恶而走向“无善无恶”,这也正是阳明面向民间大众而重构儒家成德教育不可荡越的底线。因此,阳明所贞定的“良知教养”反而成为致良知教在不同层面显发其功用的拱心石,维系着其作为“教”的价值维度。而从王学的教化困境来逆向澄清致良知教得以实现的内在准则与底线,既是对阳明后学教化困境的根源性反思,也是对“致良知”何以为“教”的究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