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后，明朝士大夫发生了身份转换，成为明遗民。明遗民在清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而顺治、康熙两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征服。顺治年间，统治者对江南遗民主要以强硬手段打击为主。受此影响，明遗民在忠君爱国情感的激励下，普遍地参与了反清运动。康熙年问，统治者以怀柔手段笼络为主，如迎合遗民心理，扰慰其心灵；制定“重道”的文化政策，拉拢明遗民；积极网罗明遗民等。受此影响，明遗民的对清态度逐渐松动，他们的“夷夏之防”思想观念逐渐淡化，多有称颂清朝和君主的言论，甚至部分遗民出仕，遗民群体逐渐分化。明遗民心系故明，然明朝已成往事；心斥新朝，又不得不生活在新朝。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他们有着严重的身份归属的焦虑。于是，他们纷纷追寻自己的身份归属，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确认为“旧朝人”。他们或以“遗民”自称，或利用历史上的遗民资源表现自我期许，或以节妇自拟，或拼命惜发、护发以抵制清朝所希望的明／清身份转换，从身体和精神上坚持自己忠于故国旧君的身份认同。明遗民的谋生非常艰难。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巨变影响下，明遗民因天灾人祸、毁家纾难、不善治生、放弃富贵等原因，陷入了生存困境，生活难以为继。为了维持生存，明遗民不得不通过务农、行医、经商、处馆、处幕等方式谋生。然而，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时代巨变的双重影响，除务农外，遗民士大夫对其它谋生方式基本不认可。在解决了物质上谋生问题的基础上，因无法实现通过出仕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遗民士大夫把更多的时问和精力投入到生活中。他们大都有“素位”、“行乐”等重视当下生活的生活理念。他们又是具有审美倾向的士人，因而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架构了“闲雅”生活。在此基础上，明遗民将个人生命寄托在书画、草木、饮食等“长物”上，并爱恋成癖，沉溺其中，使之成为生活的重心，试图以此来游离国仇家恨和富贵功名的世俗世界，营造雅致的生活情趣。作为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民士大夫的社会交往也值得研究。尽管有些遗民选择了“活埋土室”，不与世接，但绝大多数遗民开展着不同广泛程度的社会交往。笔者通过分析遗民之间的交往、遗民与仕清官员的交往、遗民与僧的交往，来展现他们交往的范围、交往的原因以及影响，研究他们在新朝统治下的处世原则、心念及其变化。明遗民虽然基本I二能够维持牛存，也能够营造具有审美倾向的生活，但是作为儒家士大夫，他们仍然有着严重的精神困境。这表现在，他们充分肯定士大夫殉国的行为，但自己却存新朝继续生存，因此他们以生为耻，有深深的道德愧疚感：在新朝生存，他们“惟重末路”，十分注重坚守遗民节操与人格、尊严，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与世交接”，时刻面临着失节的忧惧；他们希望抗清复明，为国尽“忠”，但在抗清过程中给百姓带来了灾难，伤害他们“安百姓”的“仁”心；他们坚守经世济民的儒家使命，却又遭遇了生不逢时的尴尬境遇。精神困境令明遗民感到痛苦和无奈，于是如何抵制和化解这些不安与焦虑，摆脱精神困境，成为明遗民共同面对的课题。为了摆脱精神困境，明遗民重新对亡国后的人生价值进行追寻和体认。他们认为遗民本身具有“正人心”和“存人类于天下”的道德价值；具有“存道统”和“文化救亡”的文化价值；具有“救命以言”和在社会基层经世的社会价值。也有明遗民把佛教、道教和天主教等作为精神世界的救赎之道。由于遗民信奉道教和天主教的人数相对很少，其复杂性和丰富性远不如逃禅遗民，故笔者以佛教为重点，并以金堡逃禅后秉承大乘菩萨道精神，普渡众生为个案，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