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建立在对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文艺界开展的统战工作的具体内容的梳理上,探讨其工作的方法和蕴含的文艺特色,借此来说明,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是共产党在把文艺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出发点,它直接决定了南方局在大后方各种文艺工作的方式和路径;同时,这些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的文艺工作,也对抗战时期,文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通过开展各项文艺运动,引导文艺家进行各种具有进步色彩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充分考察了抗战以前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化环境的历史和现状。周恩来等南方局的重要领导人,在尊重作家创作自主权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文艺因素溶于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中,使南方局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既不偏离总的政策规定,又包含有丰富的文艺特色——即分别从文艺作家和文艺创作两个方面,针对不同对象自身的特点来决定工作的策略,包括在文艺作家方面,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南方局,自上而下的与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建立广泛的战斗友谊;通过地下工作者和文艺朋友掌握文化机构,组织文艺社团、剧团,在其中成立党小组,加强影响;在困难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人员通过举行纪念会、文艺座谈会的方式,组织文艺家进行政治生活,探讨文艺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利用新闻报纸对文艺创作进行评论与宣传,以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范围;结合实际有效的利用文艺宣传形式,以加强文艺宣传的效果。除了这些特色,还包括周恩来在与文艺朋友的交往中,对文艺作家的创作进行的间接参与。本文认为,这些具有文艺特色的统战工作,对抗战文艺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不仅使抗战时期分散的作家个体聚集为一个进步的群体,使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成为有组织性的,有目的性的文艺活动,就文艺自身的发展来看,戏剧因为特殊的表现形式得到南方局的认同和广大文艺作家的欢迎;短小的战争题材和长篇的史诗巨作,成为这一时期文艺作家选择创作的两个极端;前期热烈激昂的情绪和后期隐晦内敛的风格,成为划分抗战时期的文艺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语言上的通俗、白话,则使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真正走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诸如此类的文艺变化,无不都与南方局在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有关,本文甚至认为,这些工作,对抗战以后乃至新中国以后的文学发展格局,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