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快递物流,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0年开始连续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快递进农村”,甚至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对“快递进农村”作出明确部署和要求,通过政策文本的梳理可发现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快递进农村”工作。为响应国家战略,国家邮政局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快递进村”试点工作,试图为广大农民提供便民化的快递服务,力图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在国家政策的引领、政府的推动下,原本市场化、商业化的快递服务具有准公共服务的属性。源于对此项政策的关注,本文以“快递进村”政策执行为研究主题,基于这项准公共服务政策基础上,对“快递进村”政策执行进行学理性的分析,首先探究了准公共服务政策出台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背景。在此基础上,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以“政策属性界定——政策执行过程——优化路径探讨”的研究思路,探究试点市Z市政策执行的相关问题。该项准公共服务政策执行相关行动者主要包含县乡政府、村庄行动者以及快递市场主体。本文采用“静动结合”的方式,通过政策文本静态层面的内容呈现以及相关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来回溯、还原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调研发现,县级政府作为政策执行的主要一级政府,负责统筹和协调,但在向下分配任务的过程中,乡镇一级政府存在选择性执行的情况;面对具有较高“政治势能”的“快递进村”政策时,基层政府在力图完成指标性任务过程中,表现出坚定执行政策的倾向,而乡镇快递经营者采取迂回策略,以入驻乡镇快递集散中心为筹码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在村庄领域,配合政策执行的村干部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以说服村庄内的诸如小商店的经营者将其经营场所作为村内快递服务站点,碍于情面和干部压力,村民只得无奈接受安排。追溯政策执行过程,在多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中发现当前“快递进村”政策执行主要存在三大困境:一是最后一公里快递服务实效性不足;二是利益协调不畅;三是乡镇政府属地服务责任履行不到位。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农村快递服务,县乡政府作为“快递进村”政策执行的主要推动者,其行为策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执行效果。因此,本文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这一角度出发,构建“政策模糊属性—政策执行结构—基层官员认知”的解释路径,试图对政策执行困境进行综合性分析。经过系统思考,欲解决当前困境、进一步提升“快递进村”政策执行力还应从准公共服务政策的模糊性、体制机制的健全、形成政府与市场合力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