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近现代反思“国民性”的思潮，梁启超与鲁迅都是无法忽视的存在。他们关于“国民性”的论说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构成为了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重要文化资源，并且参与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本文希望通过对梁启超与鲁迅二人的核心思想“新民”与“立人”作一个全面的比较研究来思考两者之间的承传与流变之处，并且通过其背后指涉的文化内涵来透视文化代际递嬗的规律，从而进一步了解近现代启蒙思潮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人等多个维度之上不断探索、汲取和创建的过程。　　绪论部分首先交代论题的缘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与鲁迅作为戊戌时期与“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提出的“国民性”理论前后相接从而形成了一条关于思想启蒙的线索，梁启超与鲁迅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比较的基础。其次，对本文的核心概念“新民”与“立人”作一个界定，概而言之它们都是在20世纪初针对国人主体素质落后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启蒙方案。最后再对此选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个文献梳理，阐明本文研究的意义。　　第一章主要谈论梁启超与鲁迅“国民性”理论的承接之处。首先，简要梳理梁启超与鲁迅在历史维度上面的关联，还原鲁迅从倾慕任公到逐渐对其否定的这样一个情感迎拒的过程，并把它作为后文全面比较两人启蒙思想的事实背景资料。其次，具体分析二者“国民性”理论的承接，他们都将目光聚焦于人的思想启蒙这一命题之上，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了相似之处:第一，梁启超与鲁迅都把“进化论”作为建构启蒙理论的基点所在，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批判的立场之上。第二，梁启超与鲁迅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具体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相似的论点，主要指向了对于愚昧性、奴隶性、安逸性、旁观性、好伪性的抨击。　　第二章探讨“新民”与“立人”在两个不同文化层面所体现的差异性的精神内涵，“立人”思想超脱了“新民”理论的既有框架而体现出了一种新的面相。首先，就“个人”观念而言，梁启超的“民”从本质上并未脱离等级、阶级、国家等宏大意义概念的附着，并且始终以“群体价值”作为统摄自身的价值准则。而鲁迅则是把“人”作为独立于外在实体的一个自足的概念来把握的，这体现出一种“个”的原则。除此之外，在改进“国民性”的路径上，梁氏以“宏观视野”来体认人性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提倡通过正面的德育与智育来实现自身的启蒙理想。而鲁迅的视线则集中在人的“主观之内面精神”，要培养“精神界之战士”，通过其自我呈现激发感应其他人的“心声”“内曜”，最终实现“朕归于我”。　　与第二章对理论内涵的辨析相对应，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民”与“立人”在文字表述上的特征。梁氏通过“词”与“句”的设计来实现“新民体”的“口号化”特征，具有强烈的鼓动效应。鲁迅的“立人”思想则是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探讨，与梁相比，他更注重运用“直示以冰”的形象思维来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在这种异质性的表述策略背后实际隐含着“救世主”与“诊病者”这两种不同主体身份意识的抵牾。　　结语部分总结梁启超与鲁迅在文化代际递嬗过程中所具有的坐标点的意义。梁启超与鲁迅二人在“跨代”的时间段内将原本注目于器物、制度以及随之衍生的道器、体用关系的目光对准了人本身，这是符合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主旋律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推动文化代际演变的作用。同时，坐标点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它们的差别指示出文化代际递嬗的规律，最显著的即是向“人”的本体的回归。隐藏在其下的则是一种更为自觉的反溯自身的文化意识与观念的产生。这种观念的铺展深刻地展示着文化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换融合，进而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我们亦可以此来考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一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