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财产概念的深化延伸其权利广度与深度,不正常地强化商标权人的市场力量,轻率地承认“停止侵害当然论”并不符合商标多重利益共存的现实冲突。法院在是否支持商标权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时,应当综合考虑立法和司法的容忍限度,因此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研究颇具现实意义。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是在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下而对商标权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予以限制,本质上是对注册商标权利的权衡干预。从历史脉络来看,早在民国时期,我国为遏制洋商借商标权利打击民族企业,进而对洋商所拥有的注册商标权利予以限制,对其商标专用权利的停止侵害请求审慎考虑。而在我国1982年《商标法》颁布后,基于效率原则选择以注册主义为基础的商标权利取得制度,实际效力以注册商标权利为主,兼之考量其他未注册商标权益,但是实际结果是造成商标注册的激增,但是是以大规模囤积、抢注的方式,扰乱正常的商标运行秩序。商标权利人通过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有意或者无意地造成双方利益的失衡,甚至以恶意上的商标权利人以此诉讼作为市场竞争手段,因而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具有现实意义的必要性。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可以从民法学、法政策学、法经济学、利益平衡视角四个维度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首先,商标权人基于权利滥用原则不得滥用商标权利,恶意提起诉讼,同时民法中善意取得和添附制度以及绿色原则的要求也为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提供必要的理论的支撑。其次,从法政策学而言,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契合促进商标有效使用、限制权利滥用,保护公众既有认知的政策倾向;再次,从财产-责任规则视角分析,商标权事前确权难度小,而实际所得的权利范围向横向与纵向延伸,实际付出与收益不相对称,而责任规则强调以合理对价获得使用机会,以避免商标资源被不当闲置。最后,从利益平衡视角分析,商标侵权诉讼中涉及多重利益的划清与合理平衡,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而言,其能够解决在商标侵权裁判做出后,被控侵权人承担的不平衡的过重的停止侵害责任,造成双方利益的失衡,同时也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的不利后果,平衡多元主体利益。我国有关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制度依据主要在于司法解释文件和司法政策文件上的突破,以《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代表的司法文件,但是立法规定尚显不足,且多有概念、规则上的模糊与缺失。同时在司法上法院的实践充分体现自由裁量的限度,在许多案件中都已经体现,尤其以“反向混淆型”、“商标挟持型”、“利益失衡型”为主要裁判类型,法院倾向给予限制其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适用。不过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规范仍有缺陷,主要体现在立法的体系化缺失与司法指引性不足等方面。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上的挑战,如商标权私权属性认知固化、商标权利注册取得体制内在冲突、商标公共利益叙述模糊等多种阻碍因素。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域外考察来看,英美法系的禁令救济措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是从eBay案中,英美法系对禁令救济的适用亦逐渐秉持审慎态度,而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在立法中也规定请求权丧失和差止请求权限制的相关条文。换言之,无论是英美法系抑或是大陆法系,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注意到不应当无限制地适用禁令救济或停止侵害请求权,应当在完善赔偿填平功能的前提下,审慎对其适用,以维护公共利益及多方利益的平衡。总言之,对商标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具体完善可以从立法、司法与替代措施规则三方面予以规定:（1）予以明确的立法性确认。一方面从确立商标权利禁止滥用和比例原则的适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应当增加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不使用商标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抗辩,同时应当增加有关商标挟持、反向混淆等具体处理规则。（2）综合考量司法适用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因素。以权利人的主观诉讼动机、公共利益概念和性质在商标侵权领域发挥作用的明确界定、适用停止侵害是否导致当事人间权益绝对失衡为核心考量要素,辅之以其他参考性因素综合判断。（3）完善替代措施规则。综合考量权利人对替代措施选择的诉求,完善金钱救济和非金钱救济替代措施规则,以妥善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