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老年群体的寿命虽呈现不断延长的趋势,但其健康状况却与延长的寿命呈反向变动的关系。随着老年人口不断扩大,其增长的寿命若大部分是不健康的或处于疾病状态下的,那将不断加重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和患病的经济负担。然而,国内外学者们都曾有研究表明,就在这群相对弱势的群体中仍存在着由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所产生的个体健康差异,且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其影响传导机制及过程还缺乏一定的理论解释和检验。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老人健康的?其中是否存在中介机制?中介机制间是否还存在交互影响?这些并没有得到较为妥善的解释。探寻社会经济地位到老年健康不平等的中介机制不仅有助于探寻减缓由社会经济地位所产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的对策,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更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评估平台,从而可以为老年人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供给服务及养老政策。对延长老年人健康寿命,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运用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到老年自评健康不平等因果关系。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追踪数据,利用Wagstaff等人所提出集中指数算法,计算出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集中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并通过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衡量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以描述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现状。其次,为探寻不同中介机制在社会经济地位到老年健康不平等间的关系,进一步采用温忠麟等人的新中介检验法,验证和分析了两个维度的中介机制及其传导路径。再者,尝试构建不同中介效应间的交互效应,从而进一步对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进行调节。最后结合国外地区的相关经验为减缓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存在偏富人的健康不平等,其健康不平等指数为-6.78%。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年健康不平等的水平不高,但与一些高福利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社会支持、生活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此同时,两者间还存在交互效应,从而对老人的自评健康起到了调节作用。其中,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更为显著。最后,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及案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提升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均衡各地医疗资源;完善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老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对老年群体主观感受的关注;以及注重对明日老人的关注等方面对减缓老年健康不平等的问题提出建议,从而提升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寿命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