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地理学家们首次提出“地球村”、“地理终结”、“地理死亡”等理论思想。国际相关实证研究显示在城市层面上,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金融郊区化逐渐显现；在国家层面上,金融集聚活动更加紧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一方面,中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人才建设、金融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一直持续加大信息技术建设投资,加速金融信息化、金融电子化建设。因此,信息技术是否已成为中国金融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信息技术是否已改变中国金融业的区位分布模式,金融行业信息技术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等,这些问题已引起政府、经济地理学家和管理学者的共同关注。鉴于此,本文以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信息技术对金融业区位分布与效应的影响机理,这对中国金融产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下：第一,构建中国金融业区位分布的动态测度模型。长期以来有关中国金融业区位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描述,追随时间序列的长期研究有所不足,缺乏动态模型研究中国金融业区位分布的动态演化规律。因此,本文拟建立金融业区位分布的动态测度模型,并采用全面的金融业指标体系,动态分析中国金融业区位分布的特征。第二,构建中国金融业区位选择因素体系。有关制造业、农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区位选择研究较为丰富,针对金融业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较为匮乏。因此,本文拟在马歇尔区位因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金融业的特点,建立中国金融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体系,并采用中国实际数据动态检验中国金融业区位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弥补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足。第三,探讨信息技术对中国金融业区位分布的影响。集中与分散是金融业区位分布的两种传统模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心—外围、核心—多中心的区位分布模式逐渐显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悄然改变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分布模式,而以中国金融业数据为背景的该类研究还较为缺乏。因此,本文拟以中国金融业数据为基础,验证“地理已死”、“地理终结”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第四,构建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发展的互补模型,分析信息技术对金融机构效应的影响。大量国内外学者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信息技术对金融机构绩效和生产率的影响,但是忽略了金融产业组织与信息技术的互补作用。本文拟在分析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信息技术投资价值实现的互补模型,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中国金融行业信息技术投资生产率悖论问题,验证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组织的互补效应。第五,构建基于信息技术地理权重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中国金融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种各样的电子行为、网络已经将城市、国家及全球各个层次的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已有的中国金融业溢出效应的研究忽略信息技术对金融业溢出效应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分别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网络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和基于地理邻接的O-1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信息技术对中国金融业溢出效应的影响,并从金融人力资本、金融集聚规模和金融产出密度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金融业的溢出效应。第六,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最后以前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为基础,探讨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区位分布模式、信息技术投资策略与区域金融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