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要忠实于作者,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抑制其主体性,寻找原作者的真实意图,探究原文本的客观意义,以达到在译文中隐形的目的。总而言之,传统翻译理论强调的是原文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这样导致的后果是翻译研究仅局限于语言层次的对等研究,进而忽略了译者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介入。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译者的地位才逐渐被认知。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特征,译者的地位也随之从忠实的“仆人”被提升到有创造性的“主人”。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其核心地位也得到确立。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下,本文拟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中汉语熟语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产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夫冈·伊瑟尔。虽然二人的研究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是都认同和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这是翻译研究理论中的重大突破与发展。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文本是由很多的空白和不确定点组成的召唤结构,这就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可能性,而各类读者的多样解读也为作品文学生命的延长提供了机会,这就是接受理论对译者作为读者的启发。同时,基于接受美学,、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倾向,照顾到读者的“期待视野”,使审美距离恰到好处,从而实现作者、译者以及读者的视野融合,这就是接受美学对译者作为译文创作者的启发。《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其文学地位无法超越,而其间蕴含着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不断传承的。《红楼梦》的伟大之处除了其庞大的故事结构,鲜明的人物个性,还有恰如其分、炉火纯青的语言运用。诗、词、歌、赋、灯谜、酒令、对联等无不彰显作者深厚的语言能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多彩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世态民情。而熟语是小说中最具特色的语言形式之一,它是历史的积淀和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文化特征。本文所研究的熟语英译应该说是整个《红楼梦》翻译的难点之一,因为它涉及到中西方在价值观、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的英译本中的熟语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本文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以期对本文所述论题有个清晰认识。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接受美学的发展情况并重点说明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以对接受美学有个结构性的理解。第二部分总结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状况,包括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自“文化转向”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第三部分则是关于汉语熟语的定义、分类、特点及其英译中的难点。第三章是理论框架,阐述接受美学和译者主体性分别如何影响文学翻译,以及接受美学下的译者主体性在译者的理解过程和再创造过程中如何影响文学翻译。第四章简单介绍中文版《红楼梦》,两个主要译者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和大卫·霍克斯、约翰·闵福德的两个英文译本的主要特征。第五章是本文的中心部分,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以文本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两个英译本中的表现,并剖析其原因。首先第一部分总结《红楼梦》中熟语的运用以及两译本中主要的翻译方法。第二部分对比分析杨和霍的翻译策略。第三部分从文化角度对比分析杨和霍在熟语翻译上的不同。最后研究分析导致杨和霍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总结经研究分析之后得出怎样的结论,对今后的翻译研究有什么启发,以及本研究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