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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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安吉拉·卡特的个体经历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英雄与恶徒》、《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马戏团之夜》作为卡特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代表作品来探讨卡特不同年代动物叙事的特点及变迁过程。六十年代的卡特将自己对于神话与专制、核战与生命的思考融入了《英雄与恶徒》的动物叙事中,此时卡特笔下的动物尚处于被动状态,以动物符号及人类之他者的身份登场。及至70年代,基于夏尔·佩罗《鹅妈妈故事集》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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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安吉拉·卡特的个体经历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英雄与恶徒》、《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马戏团之夜》作为卡特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代表作品来探讨卡特不同年代动物叙事的特点及变迁过程。六十年代的卡特将自己对于神话与专制、核战与生命的思考融入了《英雄与恶徒》的动物叙事中,此时卡特笔下的动物尚处于被动状态,以动物符号及人类之他者的身份登场。及至70年代,基于夏尔·佩罗《鹅妈妈故事集》的启发,她对于女性情欲、野性与文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思考与政治诉求更集中地体现在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的动物叙事中。此时卡特笔下的动物在与人的关系中已逐渐获取了可自主性,动物逐渐成为与人并行的平等物种,甚至成为了人类命运的改变者,在动物与人交互易位、彼此变通的世界形态中暗喻着逃逸出人类文明的隐秘通途。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发生了巨变,英国社会的整体调性由二战后两党共识下的福利制社会向新自由主义式社会转型,极力反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神话的卡特将其对于帝国谎言、文明建构与人类理性神话的反思与批判注入《马戏团之夜》的动物叙事中,此时的卡特将动物叙事的复杂性推进到了极致,人与动物作为平等的生命存在共同构成叙事的中心,人类、兽类与半人半兽间的关系也被重新演绎。最终,卡特也得以通过动物叙事展现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也是动物之一时,才能实现生命与社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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