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诉讼价值观的差异,世界各国针对刑事程序性制裁规定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诉讼行为无效的规定,体现着各该国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我国虽确立了非法言词的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缺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使得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难以发挥作用。而对于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来说,我国在制度设计上仍是空白,更谈不上在实践中的操作问题了。可见,程序性制裁措施在我国的阙如。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文章的第一部分对刑事程序性制裁进行分析。本人认为,制裁虽未必是所有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但在刑事法领域,制裁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而程序性制裁是相对于实体性制裁而言的,从制裁方式上看,其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发挥惩罚违法者的作用的制裁措施。在构成要件上,包括主观恶性和客观上的法律后果即程序性违法。第二部分对两大主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从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和分析。在本人看来,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虽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但由于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相互融和,两者的界限已不再清晰。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本人主要对建构我国的程序性制裁措施提出一些建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人从非法证据入手,分析了非法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的可采性以及对“毒树之果”的处理问题。面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本人提出设想,对两大法系的程序性制裁措施进行移植和本土化,使其真正在中国刑事领域发挥作用。文章的第四部分,本人对与程序性制裁措施相配套的制度加以探讨。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独立的司法体系;其次,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建立;最后,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一切侦查、追诉、审判等刑事诉讼行为均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性权利和诉讼权利提供司法救济。程序性制裁措施才可能得以完善的建立,而业已建立的程序性制裁措施才会获得令人满意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