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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正史的开端,对后世影响巨大。当我们探索其成书背景时,《春秋》扮演了重要角色,要想进一步了解《史记》成书及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理解司马迁的《春秋》观成了必要。第一章,通过探讨汉初对秦亡教训的反思与黄老无为的关系,我们了解到文景之治的形成离不开这样的历史反思,同时,黄老道家也对司马谈影响甚深。而当景、武时代,儒学兴起时,身为黄老道家的司马谈也受汉武帝好儒术、议封禅的影响,表示了对儒学的接纳,在此背景中形成继《春秋》著史的志愿,并将此志愿传之司马迁。在第二章中,通过借助《史记会注考证》来搜罗司马迁叙述春秋史的史料来源,我们看出司马迁在书写春秋史时,《春秋》经传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同时,也看到司马迁的春秋史叙述已超出《春秋》经传的范畴,无论是在叙史中运用《国语》、诸子及今已逸书,还是其对《春秋》经传的拆解重构与补充,都可实实在在地证明这一点。第三章通过比较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异同,挖掘《史记》中的公羊学,我们发现司马迁所积极倡导的太初改历即有受董仲舒“三统”说影响,而“大一统”思想则是《史记》书写中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公羊学说,但公羊学及董仲舒的影响并未泛化,如在灾异学说上,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差异即较明显。当我们讨论到《史记》所受《左传》影响时,发现《左传》长于叙史的特点对《史记》实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发现,司马迁提出以礼说《春秋》实有《左传》学者贾谊影响,而非向壁虚造。当讨论到《史记》中的穀梁学时,我们对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所认为的《史记》记载汉景帝时黄生、辕固生论“汤武革命”涉及《穀梁传》的说法进行了辩正。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春秋》而作,其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开我国纪传体正史的先河,在于司马迁尊经而不泥经,这又恰与当时经学初兴的时代背景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