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零年时期,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中,服务外包以其独特全新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高了产业服务过程的产出效率,成为推动经济产业生产方式改革和新浪潮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工序分工的不断发展及中间服务贸易的迅速扩张,一种具备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经济发展新路径~“逆向外包”,正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经济体开始流行、盛行起来。其拓展了外包理论的研究领域,此外,它还给出了中国和印度等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全球竞争的举措、以及怎样实现一国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展,以达到不断向高端价值链进发的战略新征途。遗憾的是,现实数据情况表明:和实际具体开放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情况不容乐观,服务产业及其所在部门的许多规制从另一方面反而成为行业进口限制,成为逆向服务外包发展的一大阻力,尤其在如国民待遇、市场准入、竞争政策等方面呈现的较为明显。本文在此背景下,重点研究我国服务业进口贸易限制情况,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其对逆向服务外包的影响。本文运用改良的频度分析法,依照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所遵循的具有法定效力的文件附件9:《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依据各行业特性及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最终选定建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运输与邮政业、计算机和信息传输业等7个行业,对上述行业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限制信息进行量化,测算出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并建立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模型进行理论分析。之后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国数据,运用FH指数测算出逆向外包指数,探讨行业服务贸易进口限制指数对逆向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在估计方法的选择上,本文根据数据本身具备的特性及各显示的检验结果,选取了面板矫正标准误及两部可行最小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为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还将国际权威指标贸易自由度,作为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替代变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削减服务贸易限制壁垒有利于中间高级服务投入的进口,促进逆向服务外包发展,但总体系数值偏低,整体影响程度偏弱,反映了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与具体产业政策未能形成良好融合,尚存在较大的衔接空间。同时存在的可能是:本文所参考的承诺表存在时滞,一些行业开放政策未能及时录入或纳入资料统计,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2)贸易自由度指数的提升对逆向服务外包影响同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分析结果一致,两者回归系数值均小于1,进一步说明了当前我国服务贸易与产业政策亟待解决的问题。进口渗透率通过对中间服务投入的调节,对逆向服务外包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对逆向服务离岸外包具有负向影响。行业发展水平对服务业逆向离岸外包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行业发展水平带动逆向服务发包的优势并不明显,需要进一步从产业层面,挖掘潜在优势,推动逆向外包进一步发展。最后,文章依据研究结论得出的分析,从国家、产业、两个个维度进行考虑,为实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以及如何实现服务贸易合理有序开放,为逆向服务外包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给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