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以来,近代对银行业立法的探索便从未停止。经历了清末的初创和北洋的发展,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银行业立法的认识已经不再仅限于宏观的体系架构中,对银行风险监管的研究与实践也在不断进步,与国情的结合更加紧密,银行业法律制度趋于成熟。国民政府的银行业立法不但包括各类银行的市场准入、市场定位、业务经营范围、风险监管等,还确定了银行业监管机构,设置了监管方式、监管标准和罚则,其中一些制度已经具有了现代金融监管制度的雏形。然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的银行业立法始终以满足财政需求和提高政府对经济把控力作为首要考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为此,国民政府早在政府创立之初便规划设立国家垄断金融体系,在抗战期间已经建立起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四行二局”国家金融体系,设置了“四联总处”作为超级监管机构,同时不断削弱民营商业银行的实力,挤占其生存空间,迫使其成为国家金融机关的附庸。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将法律作为工具,银行业立法在保护公众利益、控制银行风险、保证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和效率等方面并未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