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处沟通“三洲五海”的交通枢纽之地,具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产量,又是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这些使得中东历来成为许多大国外交政策关注点之一,成为各国利益交汇点和矛盾激发点;由于大国的干预甚至是大国的直接参与,发生在中东的历次战争便不可避免地对相关的大国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并迅速颠覆了萨达姆政权,但在随后的重建中,伊拉克却一度陷于两场“新”战争中:一场是美国和各种反美力量之间的战争;另一场是发生于2004年至2007年中期的伊拉克内战。伊拉克战争及重建对欧美大国关系的影响各不相同。美国声言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引起了伊拉克战争危机。法国希拉克总统自始至终坚决的反战立场曾使得法美关系出现裂痕;萨科奇上台后,伊拉克战争及重建仍然是使法美关系疏远的一个变量。在伊拉克战争危机期间,德国总理施罗德也表示坚决反战,这引起了德美关系表面上的危机;但在伊拉克战争真正爆发后,德美一方面在媒体上大打口水仗,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进行了除集结军队之外的一切合作;伊拉克重建期间,包括默克尔总理上台后,德国对伊拉克重建的支持也仍然未能突破派兵这一界限。总体说来,伊战及重建仍然凸显了德美之间的同盟关系。英国首相布莱尔积极谋划伊拉克战争并全程参与:先是为伊战寻找各种借口,后又积极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设法在国内取得立法机构的动武授权,直至派出四万多名士兵参与伊拉克战争。英国与美国行动的一致性使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更显“特殊”。但英国参与伊战绝不是为了追随美国,而是英国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出的决策。由于在经济领域一体化的发展,欧盟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伊拉克战争危机期间,欧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战立场;但由于欧盟并不能约束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自身在联合国和北约的权力又是极其有限的,这使得美国对欧盟的反对声音置若罔闻。由于伊拉克对于欧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伊拉克重建进程中,欧盟从经济援助、政治声援、军事力量的“曲线”支持等方面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困难重重,使得美国在伊战后对欧盟的重视程度大大提升。欧盟各国与美国关系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用“欧美关系”一词来泛指欧盟各国与美国的关系,却很难用“欧美关系变化”或“欧美关系特点”来概述欧盟各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或特点。欧洲各大国与美国关系的疏远或拉近,主要取决于双方国家安全决策者对“威胁”的理解及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