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终身监禁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为国外的终身监禁,即对终身监禁的概念、性质、类型、特征和价值进行论述,随后将研究视角转向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对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同时分析了我国新设立的终身监禁制度的缺陷,最后尝试从立法、司法和执行层面重新建构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本文分五章内容对此展开探讨。第一章为终身监禁的源起与概念辨析,该章分三节分别对终身监禁的流变与发展、终身监禁的概念、终身监禁与相关刑罚制裁的关系予以了论述。首先,对终身监禁的起源进行了介绍,从监禁刑到终身监禁的制度流变,从萌芽概念到制度的物质基石,及至完善成熟的理论基础,终身监禁的制度框架得以形成。伴随着死刑废除运动的兴起和刑罚现代化的发展,终身监禁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宏观层面的两极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在废除了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表现出重刑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对于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表现为适用慎重和轻缓化趋势,而在微观层面则表现出静态的自我变动和调整;其次,对终身监禁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厘清,分别从终身监禁的内涵厘定、类型和特征方面予以了论述,并指出终身监禁应当是对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的罪犯的人身自由予以终身剥夺的刑罚,即以剥夺终身自由为方式对罪犯科处的刑罚,同时根据可裁量与否、可变更与否和内容的不同而将终身监禁进行了类型化划分,而在终身监禁特征方面,则认为终身监禁具有刑罚属性之征表、自由之永久剥夺、处遇之严厉性、监禁场所之特定性的特征;最后,对终身监禁分别从与死刑替代措施、无期徒刑和资格刑三类刑罚制裁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为终身监禁的理论基础与价值,该章分两节分别对终身监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维度予以了论述。首先,分析了终身监禁的理论基础,包括报应刑论、预防刑论和综合的“报应——预防”刑论,并将终身监禁如何体现报应刑论、预防刑论和综合刑论的理念进行了论述;其次,对终身监禁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终身监禁所内含的正价值表现为在理念上终身监禁表现出了对罪犯权益和尊重和可改造性的期待,以及在刑罚位阶上的补位有效缓冲了死刑缺位后造成的刑罚格局差异较大所带来的刑罚不稳定性,同时也指出终身监禁内含的负价值表现为终身监禁的选择突出表现了人类社会对刑罚的过重依赖,刑事司法在这方面更多表现出的是无奈,终身监禁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刑罚对人的压迫,其不过以对自由和灵魂的规制置换了以前对肉体赤裸裸的惩罚,终身监禁作为新的刑罚措施,其是刑罚适用和执行面对刑罚有限性的妥协。第三章为我国刑法中的终身监禁,该章从终身监禁的立法分析、立法配置、制度效应三个方面对我国终身监禁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首先,在立法分析方面,本文对我国终身监禁的近代发展与现状予以了介绍,还从刑法典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对终身监禁的立法规定进行了全面考察,在立法定位上指出我国的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其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关于终身监禁的立法依据,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化预防刑论的一般预防理念、兼顾和回应民意中的报应情绪;其次,对终身监禁的适用罪名和溯及力进行了考察,还从基础性要件、中间性要件、核心要件三个层面对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进行了剖析,认为贪污受贿犯罪应当符合判处死刑为终身监禁适用的基础性要件,贪污受贿犯罪还需要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终身监禁司法适用的中间性要件,贪污受贿犯罪还需要在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被减为无期徒刑为终身监禁适用的核心要件;最后,对我国终身监禁的制度效应进行了分析,即终身监禁制度的设立在刑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从其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冲击和对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影响两个方面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我国终身监禁的制度缺陷,该章分三节,分别从终身监禁的制度理念、制度体系和制度实践方面论述了我国终身监禁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在制度理念问题上,对我国终身监禁的刑罚目的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终身监禁对我国传统刑罚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一般预防方面,终身监禁的一般预防效果判断缺乏根据,在预防犯罪方面有违教育刑论和特殊预防目的,我国的终身监禁是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其在制度设置上就已经完全阻断了罪犯重返社会的可能,因而其在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上是相对缺失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并没有处理好死刑制度改革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而偏离了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目的性。同时在立法定位方面,我国规定的终身监禁不是具体的刑种,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我国立法者对终身监禁的引入和改造实质上背离了终身监禁的原初性质,立法者基于严惩贪污受贿犯罪的功利心理而对终身监禁的性质予以了变更,这样的立法安排并不利于发挥该制度的作用,即使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立法定位,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也在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归属之间摇摆不定,并徒增了理论争议和司法适用的混乱局面;其次,在制度体系问题上,我国终身监禁与我国的刑罚体系存在矛盾之处,根据终身监禁的制度规定内容来看,其实质上发挥着自由刑的功能,因而其与我国刑罚体系内的无期徒刑在自由刑的功能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我国终身监禁的概念和立法定位均与终身监禁的制度源起和价值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其与资格刑和其他刑事制裁措施并不能搭配适用,不能使得不同刑事制裁措施特别是资格刑的功能和效用得到最为有效的发挥。另外,依附于死刑的终身监禁制度并不具有独立的刑罚性质,其不是作为具体的刑罚或刑罚措施直接发挥其替代死刑的作用,终身监禁在制度定位上的逻辑安排不利于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最后,在制度实践问题上,我国终身监禁对贪污受贿罪犯适用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并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在具体的司法适用实践中,终身监禁存在被滥用的制度性风险,基于特定的目的司法裁量和主观擅断将会使得终身监禁作为刑罚制度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违背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我国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条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标准模糊和操作性较差的问题,进而使得其司法适用的裁量权限较大,而存在司法适用滥用的风险禁止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的设置,会进一步加大我国监狱机构管理和成本效益的问题。第五章为我国终身监禁的制度设计重构,该章分别从立法、司法和执行三个角度尝试对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予以重构。首先,在立法方面,分别从终身监禁的立法定位、模式选择、立法体例和适用条件层面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刑罚体系和阶梯中独立的刑罚种类是终身监禁在我国实现制度重构的基础,也是其合理和应然的立法定位,同时结合重刑主义传统在我国仍有着影响的现实,以及我国刑罚整体呈现重刑色彩的特点,从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刑法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终身监禁的立法设置模式需要调整,并以轻缓功利主义模式作为终身监禁的立法设置模式。立法体例的安排应当以刑罚体系的立法重塑为前提,为此,在终身监禁制度设立之后,本文对我国的刑罚体系进行了合理化整合,对刑罚种类的增设与改造调整,我国刑罚种类的结构化安排,从而形成“一元多层次”的的刑罚体系,同时结合世界各国终身监禁的立法体例,认为我国的我国终身监禁的立法体例应当选择“总则十分则”的形式,即将终身监禁作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样的刑罚,其既可以在总则中规定,也可以在分则中适用于具体的个罪。在适用条件方面,应当从适用前提、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方面进行分析,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之前提应当从适用的参照系为达到或接近死刑的适用条件,终身监禁的适用需要立足于死刑适用的标准而确立自身的个性化适用前提,终身监禁的适用前提应当参照两个规范性标准,分别是客观危害属性和主观恶性属性。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象应当从法益属性、主观心理和责任能力方面予以把握,并指出在法益属性方面,其具体表现应当是受害人的生命已经被剥夺或者遭受了严重残酷的对待或虐待,而在国家安全上,其应当表现为国家安全已经受到了罪犯的犯罪行为的直接性影响,在适用对象在犯罪心理层面则必须表现为直接故意,无论是对生命的侵害还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直接故意都表明了行为人对法规范保护的生命和国家安全的漠视和侵犯态度,在适用对象在犯罪形式的表现上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残忍和残酷性。在适用范围上,终身监禁作为刑罚种类其适用范围应当能够扩及刑法分则,对刑法分则中个罪的刑罚配置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次,在司法方面,分别从终身监禁司法适用的原则、程序方面予以了论述。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原则应当坚持人道化和规范化,即司法者对罪犯的责任承担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并将刑罚之恶害程度控制在人道和理性人所能容忍之范围,进而有效维护罪犯作为主体人格的尊严,司法机关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合法,量刑要求合理科学和准确。在司法适用程序方面,本文对终身监禁量刑适用的正当性根据予以了论述,并指出终身监禁量刑适用的正当性依据也应当从客观之事实与主观之规范两个层面予以探究,进而实现对罪犯犯罪行为的合理性予以评价,并有助于法官做出合理的量刑裁决。基于我国终身监禁量刑适用的量刑基准的失衡的困境,本文对我国终身监禁司法之量刑适用的基准予以了重塑,并确立了终身监禁量刑适用的合理化路径;最后,在执行方面,分别从终身监禁的执行场所和执行变更进行了论述,关于终身监禁刑罚执行场所监狱的功能向度和行刑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终身监禁执行之监狱的功能应当表现为对具体罪犯的直接功能和对罪犯之外的人的间接功能,并分别包括限制和剥夺罪犯的终身自由,一定程度的惩罚和规训,以及对其他人的一种安抚和警示功能,一方面,监禁是终身监禁行刑方式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教育与心理安抚是终身监禁行刑方式的辅助形式。而在终身监禁执行变更方面,则从其与假释和特赦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终身监禁假释标准的确立到假释的决定主体的选择予以了分析,并认为我国终身监禁假释标准应当建立起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危险性评估体系,而在决定主体上则需要形成司法机关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终身监禁与特赦的关系则集中论述了终身监禁适用特赦的前提条件和适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