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极为微妙。国内外史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研究很多，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外交事件及双边政策，然而忽略了陶德曼作为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及其所代表的外交官阶层所持态度对德国远东政策的影响。本文将从这个全新的角度分三个阶段论述30年代陶德曼在远东政策上对德国决策层的影响，并分析其成因。 一、陶德曼与1933年以前的中德关系。外交部是保持对日本有所偏向的中立，陶德曼主张不偏不倚的严格中立政策，与外交部的政见虽大体一致，但也有偏差。由于这一阶段段外交部的势力较为雄厚，所以陶德曼的观点往往能通过外交部影响国内的外交决策，特别是在远东政策上表现明显。如在中德军事交流、九一八事变问题、与满洲经济合作问题上，德国决策层都同意了陶德曼的意见。 二、陶德曼与1933年-1938年2月的中德关系。希特勒纳粹势力上台执掌政权，联合日本的政策也逐渐地明朗化，外交部的势力逐步被希特勒削弱。但陶德曼仍坚持与中国合作，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反对对日示好，在军事顾问来华问题、承认伪“满”问题以及撤回军事顾问问题上均持有不同意见，并据理予以力争，至少阻止了德国过早联合日本。 三、陶德曼与1938年2月以后的中德关系。在陶德曼调停失败以后，外交部的权利也被架空，希特勒宣布承认伪满完全倒向日本一方。陶德曼和在华的军事顾问一起抵抗德国的弃华政策，希望至少能继续保持对华军事供应、军事顾问也能留在中国，但是都被纳粹党给否决了。至此，中德关系降到冰点。 四、陶德曼与决策层分歧的症结就在于对华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并因此影响到决策。陶德曼影响力的大小，事实上反映了德国内部各派力量的此长彼消。这些分歧可以从陶德曼的个人信仰、对国际政治的考虑及对中国的战略地位的认识等各个方面找到原因。 五、结语。外交家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使在通迅极为发达的现代外交中也不例外，外交家就是国际舞台永远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