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12年正式将诱惑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有关诱惑侦查的立法成果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可,但是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能否达到立法者的期许,诱惑侦查所获证据能否在刑事审判中被规范运用,即能否在定罪量刑的同时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待求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法,以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及诱惑侦查的毒品案件为样本,同时结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经典案例展开讨论,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2012年修法后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审判实务中的运用情况,并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探求规范该类证据在刑事审判中运用的新路径。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约三万字。第一部分对考察地区的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证据的具体运用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从涉及诱惑侦查证据的毒品案件情况、法官对诱惑侦查类型的界分态度、法官认定诱惑侦查合法的依据、诱惑侦查证据的质证情况、被告方提出诱惑侦查证据合法性抗辩及法官采纳的情况、非法证据排除情况六个方面进行了调研。考察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毒品犯罪案件均涉及使用诱惑侦查手段收集证据的问题,很多法官在审理毒品案件时,对界分诱惑侦查类型的态度较为消极,主要依据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来认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法庭质证环节,侦查机关是否对被告人设置了“侦查陷阱”是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但有助于查明案件是否存在“侦查陷阱”的侦查人员却不出庭作证或者说明情况。有时法官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会在庭外核实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但是通常没有辩方参加。此外,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被告方提出诱惑侦查及其证据合法性抗辩的情况较少。即使被告方提出抗辩,法官也很少采纳,因此法官真正因诱惑侦查不合法而排除证据的情形屈指可数。第二部分对诱惑侦查证据在实践运用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剖析。首先,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规定诱惑侦查的启动条件,在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很容易被滥用,其合法性堪忧,而且有关诱惑侦查的审批材料不随案移送,所以法官以可信性和证明力均较低的“情况说明”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的主要依据引发了辩方的争议。其次,诱惑侦查证据的质证形式化,主要表现为法官通常会依据“情况说明”认定诱惑侦查行为及取证程序合法进而采纳相关证据、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或者说明情况以排除辩方对诱惑侦查证据的合理怀疑以及诱惑侦查证据的庭外核实没有辩方参与。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有关诱惑侦查证据的举证、质证规则不健全。最后,违法诱惑侦查所获证据颇受法官肯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无“用武之地”。主要原因在于法院长期以来依据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文简称《纪要》）中有关诱惑侦查毒品案件的审理规定来审理该类案件,同时我国也未确立诱惑侦查证据的认证规则。总而言之,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有关诱惑侦查的立法不完善。第三部分论述规范毒品案件审判中诱惑侦查证据运用的对策。针对我国司法实务中暴露出的上述问题及其原因,笔者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明确启动标准、严格审批程序以规范诱惑侦查措施的启用,并规定随案移送审批材料,同时完善相关救济措施。第二,完善诱惑侦查证据的当庭举证、质证规则。明确由检察院承担诱惑侦查及其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同时以法庭质证为原则,以庭外核实为例外,明确庭外核实的适用条件和参与人员,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第三,从明确诱惑侦查合法性的界定方法和确立适用于诱惑侦查案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个方面来构建诱惑侦查证据的认证规则,同时修改《纪要》相关规定,使之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法治理念。如此,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才不会饱受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