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一直是全球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美国提出“向贫困宣战”以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不遗余力的提出全球反贫困运动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后,中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扶贫开发活动,贫困县的基础设施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许多地区依靠自身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在国家反贫困政策帮助下,通过产业调整使得其脱离了贫困状况。然而在贫困县县域经济得到迅速改善的同时,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内部差异也日益突出,这将不利于完成我国的扶贫攻坚任务。为了下一步有效开展扶贫攻坚活动,需要深入了解分析导致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故本文在已有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研究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时空发展特征,并进一步对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正文部分主要包含贫困县区域经济差异的理论基础和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两部分。其中,理论研究部分主要介绍了贫困的相关概念、区域经济差异理论以及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理论,随后介绍了区域经济差异测度方法,其中包括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以及泰尔指数的分解,最后介绍了区域经济增长收敛趋势的理论模型以及面板数据模型。首先,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以漠河—腾冲一线为界限划分东西两部分,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小范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介绍了国家级贫困县整体上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历次贫困县名单变化情况,国家级贫困县在1994-2014年的空间分布变化显著,总体数量变化不大。从经济增长看,贫困县经济增长较快,内部差距有扩大趋向。我国国家级贫困县人均GDP在2002年之前经济发展有所上升但发展十分缓慢,而2002-2014年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明显加速。与此同时,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内部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状况,本文将国家级贫困县分为13个区域,分析得出燕山—太行山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乌蒙山区、六盘山区和南疆三地州这3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则相对缓慢,一直处于经济落后地区,成为我国扶贫的重难点地区,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内部间经济发展差距。其次,从经济水平类型看,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水平总体呈自东、南向西、北降低,经济水平的非均衡发展格局显著,各种贫困类型在空间上多呈现片区集聚分布,体现出明显的空间趋同性,其中新疆北部、内蒙古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属于轻度贫困,而新疆南部、云南贵州地区和武陵山区贫困落后的局面,随时间的推移同类型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各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差异逐渐明显。从经济发展类型看,贫困县的绝对增长速度和相对增长速度均有显著差异。从经济增长差异看,根据泰尔指数分解可知国家级贫困县的区域内差异远远高于区域间差异。从不同区域看,秦巴山区和燕山—太行山的贡献率较大,而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罗霄山区以及乌蒙山区等地区的贡献率较小。同时,利用GIS空间分布工具对国家级贫困县人均GDP及其经济增长类型进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研究发现分布在偏远山区的西部地区和分布在中部省边缘山区的贫困县贫困程度比较严重且其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最后,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在1994-2002年和1994-2014年这两个阶段满足绝对β收敛,但在2002-2014年间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趋于发散。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地形起伏度和平均海拔高度、人口密度对贫困县县域经济差异起反向作用,其余的财政收入、产业结构、工业化发展程度、政府政策以及人均粮食对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好的贫困县,其经济发展越好,反之,如果这些因素都比较低,则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落后。由此可得出的政策启示是:要想提高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水平,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联系强度,克服因自然条件导致的区域封闭现状。其次是要在财政税收、产业引进、工业发展等方面予以更多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