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指考察王安忆与金承钰小说中关于上海和首尔的都市空间的叙事。上海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性影响,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崛起恢复国际化大都市实力的城市。上海体现着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势力的冲击、半殖民化、国共内战、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等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所以上海成为理解中国现代化及其特性的核心空间。同上海一样,首尔也经历了20世纪韩国社会的全部动荡和变化。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首尔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城市开发政策下迅速转型为近代城市,到60年代,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快速发展,造就了“汉江奇迹”。王安忆有大量以上海为主要的背景的作品,反应了上海的城市化现象,曾被喻为“海派文学的继承者”而备受瞩目。金承钰的1960年代小说以对个人意志的追求和对市民社会的反思为特征,展现了有别于1950年代的特征,成为韩国60年代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安忆有别于穆时英为代表的传统海派作家,把上海描述为颓废、享乐、摩登的都市。她的小说好像中国传统故事,她注重描写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她的关注点在随着都市化进程流入上海的都市移民的生活和在历史逝去的老上海的风貌和民间传统文化。王安忆在小说中再现了上海过去时代的风貌和生活。金承钰将韩国1960年代以来推进的以开发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首尔作为最具象征性的空间体现到作品中。作者将资本主义现代都市引起的各种矛盾用“首尔”这个具体的空间和场所加以想象和象征。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平行研究方法,以现代性理论为理论支撑,尝试从都市空间、两性关系、现代性反思性特征等三个方面研究两位作者作品中的都市叙事特征。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首先对王安忆、金承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中韩都市小说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第二章是现代性理论与都市叙事的关系以及王安忆、金承钰作品的可比性。本文在考察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上海和首尔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国和韩国作品中上海和首尔的都市叙事。然后在考察王安忆和金承钰都市叙事的特征以及两者的可比性。王安忆从“弄堂”、“闺房”、“流言”、“闸北”等角度叙述上海城市空间。上海的弄堂是各式各样的,更体现着上海的历史。弄堂里面有精致、优雅、细腻、柔和,近乎日常的亲近感和性感,包含着上海“过往的风情”。《长恨歌》中优雅、端庄的女主任公正是生活在这种空间里的。“闺房”是上海中产阶层女性的私人空间、更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混种”的空间。透过闺房可以窥探到1940年代上海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对现代性的融合。王安忆通过闺房展示出民间领域的现代性并不是多么宏达的,而是能够在私密空间和日常生活中体现和感觉的经验。《富萍》里的闸北、普陀地区是上海的边缘地区,这里聚居着从农村过来的移民。普陀地区虽距离作品里的背景时间相差60余年,但直到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欠开发的地区。作家通过作品,描写了这些被历史边缘化的人和空间,将这些城市化过程中被主流文化叙述所隐蔽的大众的记忆和民俗作为一种符号,将他们结合到日常生活的记忆和巨大文化领域中。金承钰小说中代表性的都市空间大体可以总结为“寄宿屋”、“街道”、“贫民街”等。金承钰小说中的街道是作为批判现代意识出现的,这是与韩国战后文学相区别的。金承钰小说中首尔空间表现出来的主体欲望是想要融入现代化秩序,想在都市中心寻求稳定,具有追求纪律、秩序等现代化价值的欲望。1960年代,首尔有很多外地人,所以寄宿屋在那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而金承钰的小说《力士》和《确认过的十五个固定观念》是最好的反应当时寄宿在寄宿屋里面的人的感觉的作品。作为小说背景的1960年代的首尔是很好体现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开发与现代化过程的矛盾和问题的空间。更是集中体现都市化、产业化过程中地方大学生和离乡人在首尔的幻想和欲望的空间。它集中的体现了这类人的痛苦与欣喜、悲伤与幸福,是承载着人们所有感觉的空间。第三章考察王安忆、金承钰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两者的作品中,在都市化和产业化背景下,资本逐渐代替传统儒家秩序下“父”的地位,女性的“性”逐渐被物化为商品,且女性越来越追求主体性。从表面来看王安忆和金承钰小说中的女性是被男性所支配的。在都市化、产业化的过程中男性的性欲望将女性的性置换为有价值的商品。 《长恨歌》中王琦瑶和李主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市场原理取代传统的家庭伦理,女性变成消费品。她的年轻和美丽与李主任提供的戒指、爱丽丝公寓等物质相置换。女性的这种欲望是在商业化都市的新秩序下逐渐养成的现代欲望。金承钰作品中《60年代式》里的爱敬,朱莉以及《首尔月光0章》里的妻子都是非常熟悉都市交换价值,而且会充分利用的人物。《山羊的力气很大》中姐姐虽然一开始是被动进行交换,但很自然的接受了其结果。可以说这种现象在1960年代的首尔也是非常普遍的。但女性在追逐物质欲望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个男性专有的领域有新的认识。《夜行》中的女主人公贤珠在经历过一次偶然的出逃以后,对性有了新的欲望,但这不是堕落的过程,而是找回自己的主体性,拯救自己的过程。第四章考察王安忆、金承钰小说中体现的现代性反思性特征。王安忆的现代性反思性体现在对经济现代性的反思和政治现代性的反思。对经济现代性的反思：王安忆所怀恋的是具有优雅、丰腴姿态的旧上海。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朝着低俗的方向前进的,因此丧失的是细腻、优雅的生活品质和氛围。在《悲痛之地》王安忆用犀利的笔触描写了上海的排外性。对政治现代性的反思：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她将作品的背景从上海移至邬桥,以此来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流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背景回到上海以后,也把主要的空间限定在主人公的家和其周边,与社会大环境保持距离。王安忆表现着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家不同的历史意识。《长恨歌》中王安忆对文革的叙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反倒犀利的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以此对主流思想和主流话语进行反思。金承钰小说中的反思性体现在在对60年代产业化浪潮中取得成就的那一批人与思维方式的反思。《60年代式》中黄老头的孙子、校长,《雾津纪行》中的熙中、赵主任都是在产业化浪潮中取得成功的人物,他们崇尚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代表, 为了经济的发展不惜盗窃、走私等不法手段,认为财阀才是当今时代的英雄和教育的目标。作者同时刻画了《印年代式》中道仁、《我偷来的夏天》中李昌秀等人物对此进行反思。他们或准备以自杀来给社会一个警示、或以休学来逃避这个社会现实,他们厌恶资产阶级的阶级标准,想通过反叛、自我流放等手段表达这种厌恶。金承钰在小说中生动刻画了现代性的积极因素和自我反叛因素的碰撞,以此实现对现代性的反思。第五章是结语。对论文进行总结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