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的研究动机来源于国家在债务市场中以及审计市场中一系列的调整政策。国家在审计市场中倡导事务所合并建立高声誉的事务所,在金融市场中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2009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重点栽培10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促成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平衡发展的合理布局。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积极推动引发了行业内的新一轮合并浪潮,这对促进高声誉的国内事务所的形成与行业声誉的整体提高有积极作用。我国正致力于本土事务所品牌的发展建设,鼓励国内事务所形成自身声誉,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可度。债务市场方面,2004年人民银行提高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下浮动区间范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制定标准不再以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为依据。这种做法使商业银行拥有更大自主定价权,并且深化了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增加到70%,下浮幅度继续维持10%不变。10月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取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的设定。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债权人、股东与管理者三方面的冲突,公司需要能够提供高质量审计的事务所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与代理成本的问题以达到外部治理的作用。鉴于审计师的这种外部治理效用,笔者希望通过研究高声誉的审计师在债务市场中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提升市场投资效率并且为监管层的改革路线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先前大量研究多局限于审计意见在债务市场中的作用,之后没有再深入的去探讨如果在得到标准审计意见之后,审计师声誉会在债务市场起到什么样得效果。本文置身于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改革的大潮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检验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的效用。笔者专注于两个大问题：第一,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种效果是否持久?第二,在面对声望不同或者所有权性质不同的公司时,审计师声誉又会分别呈现怎样的影响?我们仔细讨论了高声誉审计的定义及其经济效用,并且还分析了是否高声誉就代表高质量的审计,毕竟国内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从没有间断过。经笔者分析,国内大多数文章基本认同在高声誉审计与高质量审计之间划等号；但部分学者会认为大规模事务所,尤其是国际四大在中国的市场中并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而我们意识到在审计市场不断发展的今天四大已不能独自成为高声誉事务所的代表,国内同样有许多优秀的事务所并不差于四大,鉴于国际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笔者将高声誉的事务所拓展为国际四大与本土排名靠前的大所以此作为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检验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的影响。因为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对公司更好的监督保证并且是解决契约问题最有效的方式,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可以降低公司盈余系数、提高财务报表可信性,所以经其审计过的公司更容易获得市场的信赖,这在债务市场中意义非凡。笔者认为声誉机制在审计师市场中可以监督防止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激励审计师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高声誉为审计师增加了其审计服务质量的可信度,由于审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审计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具有公共品与信任品的双重特征,声誉机制在审计市场中就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假若资本市场能够对审计师声誉做出反应,贷款公司就会趁机雇佣高声誉的事务所发挥审计师声誉与审计意见的信息价值。一方面高声誉审计师省去了债权人对债务人在借款之前的事前调查成本与事后监控成本。借款前,债权人不用亲自去评估企业经营状况,对债务人信用做一番评价；借款后,债权人不用亲身跟踪管理企业运营状况,监督债务资金投放项目。另一方面,贷款公司需要高声誉的审计师来证明公司具有投资价值,当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时,公司的债务定价就会降低。由此可见,高声誉审计师在债权人与贷款公司之间建起一座信任的桥梁使双方合作无间,这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但债务市场不只认可审计师声誉,债权人还会考虑公司在债务市场中累积起来的信用记录。对刚成立的年轻公司来说,债务市场中的信用记录一片空白,这时候最需要“租借”审计师的声誉为自己融资保驾护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司经过多年经营,信息在市场中的可获得性增加,信息成本降低,并且当公司可以凭借多年来逐渐累积起的信用记录取得债权人的信任时,公司便不会再运用“租借”审计师声誉这一手段。所以笔者认为公司自有声誉会慢慢替代高声誉审计师在债务市场中降低债务利息成本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审计师声誉对债务利息成本的作用会随时间而消退。此外,既然公司经过长时间建立起的声誉可以替代审计师声誉的影响,那么本身已经拥有良好公司声誉的企业对审计师声誉有助于降低债务利息成本的作用更是“不屑一顾”。如果一个公司本身就可以依靠自身能力获取较低的债务利息成本,那么相比之下审计师声誉不大可能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再压低债务利息成本。基于所有权性质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有现象。国有控股企业具有非国有企业无法企及的“政治关联”,因而这两种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在债务市场中会被差别对待。尽管我国银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因为体制内因素,导致银行还没有彻底的转变为市场的主体,在许多地区,银行的绝对控制者与金融资源的掌控者仍然是政府。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银行还是国有企业的决策都深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而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金融垄断,占据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空间,使得非国有企业不仅要承受融资难问题,还不得不因此承担更加高昂的融资成本。非国有企业因受到信贷歧视,更加需要“租借”审计师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与担保机制以从金融机构获取信贷资源,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以2009年至2011年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上述推论的真假。经我们研究发现：(1)高声誉的审计师能够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审计师声誉机制得到了债务市场的认同。(2)高声誉的审计师对债务利息成本的经济效用是边际递减的,高声誉带来的影响会随时间而流逝。(3)高声誉审计师对知名企业债务利息成本的影响较弱,当知名企业以自身声誉将债务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没有多少空间可供审计师声誉发挥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知名企业聘请大事务所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降低债务成本,相反在普通企业中高声誉审计师带来的经济效应就比较明显。(4)审计师声誉在债务市场中的影响主要针对于企业的债务利息成本,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债务利息成本,然而审计师声誉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也消退的更快。但就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来讲,雇佣高声誉审计师并未给企业带来明显的优势,审计师声誉在债务融资规模这一问题面前“失灵”了。本文主要贡献如下：第一,不同于西方审计市场更严厉的审计监管环境,本文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背景下检验审计师声誉对公司债务融资的作用。以往研究大多关于审计师声誉在股权融资市场中的经济效用或者审计意见在债务市场中的影响,而本文将审计师声誉与公司债务融资联系在一起,探讨声誉机制在债务融资市场中能否得到承认。第二,先前的大量研究过分注重国际四大,多数研究都以四大代表高质量的审计,但外来的和尚念的经真的比本地和尚好吗?经过我国在审计市场中多项政策引导与限制,国内事务所逐渐出现了赶超四大的趋势。2013年中注协对审计师事务所的排名中,国际四大已不能稳坐前四把交椅,本土事务所瑞华排名第三,而毕马威排在立信后面——屈居第六,所以笔者认为单以四大代表高质量的审计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忽视本土大牌事务所的能力。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滞过,而审计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笔者希望通过研究证实声誉机制在债务市场中的影响为债权人与贷款公司双方都带来积极的启示与正确的引导。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在缺乏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况下,声誉机制弥补了法律监管的不足,缓解了债权人与贷款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今后在债务市场中,债权人可以找到可靠的新的投资项目,而贷款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债务资金的支持。笔者的研究可以为深入优化债务市场资源配置以及探索监管层的改革路线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