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双重”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伴随着贸易的逐步开放以及后来的财政分权。而渐进式的贸易开放意味着外部要素有流入国内的可能以及贸易风险的逐步加大。贸易风险的上升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等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因而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政策性补贴以弥补因贸易开放而遭受利益损失的群体，并保证经济社会的安稳，这将倾向于引起政府规模的扩大。而财政分权使政府拥有了更多自由支配财权和事权的机会，为真正实现政府规模的扩大提供了重要条件。另外，以经济增长作为官员政绩评价标准的考核方式会激励官员们为发展经济而进行“锦标式竞争”，政府(官员)通常会以降低税收、减少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吸引外部要素流入本地区内，这会造成政府财政总收入的减少，进而引起政府规模的缩减。那么，在以上两种不同的机制作用下，贸易开放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我国的政府规模，系统深入地研究贸易开放对我国政府规模的影响在这时显得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研究上述问题对于科学有效地改革和调整我国的政府规模与财政制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关于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规范研究结论的差异在于“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对政府扩张成本和收益考虑的侧重点不同；而经验研究结论的不同在于不同作者在模型、方法、数据以及变量刻画等方面有一定区别。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系统GMM方法来检验贸易开放对我国政府规模的影响。本研究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贸易开放和政府规模变动的特征事实，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从整体和结构两种角度检验贸易开放对我国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不仅显著地降低了我国的政府规模，符合“效率假说”的推论，而且也对我国的政府规模结构产生了偏向性影响。贸易开放会使我国政府大幅减少在基本建设、社会保障、政策性补贴、文化以及抚恤社会福利等领域的财政投入规模，而对教育、科学、行政管理、公检法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