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中的《击鼓》、《伯兮》等开始，中国的战争边塞诗就融入了爱情闺怨的因子，《诗经》、汉乐府等莫不如此。初唐时期，边塞诗歌中多豪迈的英雄歌吟，纯粹的儿女风情诗较少，边塞闺怨诗也多是齐梁文学传统的延续，直到盛唐，边塞闺怨诗才走出宫廷的苑囿。其中“初唐四杰”的作品是边塞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开始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文人情怀。初盛唐边塞诗中的思妇闺怨、征夫游子等内容，也与中晚唐边塞诗中所描写的这一主题颇不相同。笔者以《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为素材，以“闺怨（内）”与“征夫（外）”为视角，浅析这两个因子的形象塑造与情感表达，以及它们在初唐和盛唐边塞战争诗歌中的发展变化：边塞闺怨诗中，闺阁思妇从初唐的贵族祈盼式闺怨发展到盛唐多种形象与情感的呈现，特别是出现了平民女子的沉痛呼号，令人悲慨；征夫游子则从初唐边塞诗中的帝王将相，到文学传统中英雄主题的延续，再到“四杰”笔下融入其希望与失望的游侠与游子，再到反映盛唐时代精神的封侯报国之士，其间之脉络十分清晰。初盛唐的边塞诗随着这两个因子的交汇变化而嬗变。笔者结合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将这一变化纳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力求比较充分地阐释闺阁思妇与征夫游子这两个因子，所展现的初唐与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