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白噪音》的人类世悖论出发,即人类对自然的铭写与主导却造成了超越其认知与掌控的人类世,由此揭示唐·德里罗在人类世语境下对人文主义的价值重估。第一章展现了人类世的认知悖论:人们无法理解自己的生态铭写。小说中的突变、复杂且事故频发的人类世推翻了他们对自然的认知。这种现象源于人类尺度对其生态铭写的扭曲和再现。短视的人类尺度使他们将生态威胁向遥远未来与“非想象的共同体”转移,直至灾难来到此时此地。这种积压式的暴力铭写使他们无法适应人类世的质变。人类尺度的优越感也使他们迷失在文化再现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他们对人类世的感知被意义内爆的媒介信息、麻木的美学、超市的乌托邦拟像所覆没。生态铭写的不可知性嘲讽着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类。第二章从控制角度展现了人类主导但却失为主体的人类世悖论。赋魅的技术引发了人们无知的滥用和毁灭性的创造。尼奥丁衍生物也在技术失控中演变为“超级物”。它具有庞大的时空维度,广泛影响着环境的适居性和可持续性,成为了生于人类世这一实验室的“怪物”。小说中的人物则成为了“弗兰肯斯坦”,他们从创造者沦为人为灾难下无家、无能、无望的流亡者。他们不再是自然或进化史观的主体,无法掌控现实,未来的希望也被线性死亡、“似曾相似”与宿命论所耗尽。人类世的失控嘲讽着作为主导者的人类。第三章探讨以上两章的人类世悖论所蕴含的人文主义黄昏,揭示德里罗的后人文主义视角。小说中的人物囿于悲剧英雄般的自我美化和社会体系的自我保护,沉浸在人类例外主义的幻想,逃避人类世的现实。他们对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分法不仅将二者置于由理性划分的主次关系,也造成对非人类的物化倾向。德里罗通过玛丽修女对理性的讽刺与西斯廷荒谬的“凶手/死者”理论展现二分法的自我颠覆。它在相对价值中虚构绝对真理,在相联共生的体系中割裂出想象的敌人,造成了人类世的生态失衡。小说也展现了人的超越性追求带给环境的熵增。人向技术的延伸以及知识的外化造成知识的清空和封闭的系统,使他们走向“熵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