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南京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埠通商、新政、国民政府奠都、首都建设等接连重大事件的洗礼。特别是作为太平天国和国民政府首都的两段经历,相比国内其他城市的近代发展经历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与城市自发的缓慢进化过程有所不同,大事件作为一种对城市发展的特定干预,其发生通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且有着影响力巨大、显效迅速等特点。在短时间内就可以集聚形成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干预和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演进历程。结合近代中国及南京所发生的主要重大事件,将1840-1937近百年的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晚清战火中的空间破坏与衰败期(1840-1881);洋务风潮下的空间发展与转型期(1882-1926);首都建设期间的空间规划与重构期(1927-1937)。意在通过总结南京近代城市空间的阶段演化特征,分析在大事件干扰下空间功能和结构发生的改变以及空间自身对于这种干扰的应对表现。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挖掘在事件干扰背后隐藏的空间组织逻辑、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840-1881年间,在内忧外患之下,南京接连遭受战火的洗礼。特别是洪秀全统治期间,南京城市空间基本处于紊乱、重置的状态。湘军克复后,这种对空间发展的极端干预虽然很快烟消云散,但战争的重创不仅使原有城市功能发生了衰退,还延缓了新的功能要素的产生。总体来看,城市空间演化是处于不断衰败的状态。1882-1926年间,受洋务新风等的影响,南京步入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阶段。集中的变化发生在新政之后,新学、实业、医院、教会、金融、近代交通等功能要素在城内不断涌现。不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干预仅仅持续了十年,就以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告终。军阀混战期间,南京城市建设十分缓慢。下关滨江地区却因开埠通商得到了飞快的发展,还带动了城内与商贸往来相关行业的兴盛。城市空间开始向城中以东及城外沿江地区拓展。不过这种改变只是基于长期稳定的空间框架的局部调整,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并没有带来空间结构的“质”的改变,城市空间演进处于功能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酝酿阶段。1927-1937年间,南京迎来了近代城建史上的“黄金十年”。“城市规划”开始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崭露头角、发挥作用。虽然这些规划的实施程度并不尽如人意,却足以给空间结构带来巨大的改变。首都干道系统建成后,中山大道及其各向延长线构成了新的城市发展轴线,新街口一跃成为城市中心之所在,空间开始向西北方向拓展,至此,从明代起南京一直固守的城市格局终于被打破。城市空间演化处于重构发展的阶段。总而言之,1840-1937年间南京城市空间演进是一个自然生长和大事件干预复合发展的过程,其中空间的自生发展作为一种城市发展内在的自组织机制,隐形而长效的作用于城市空间演进的整个过程当中,而大事件干预作为空间发展的随机涨落,即时显性的作用于城市空间演进的某一阶段,其产生的空间效应可能是一个缓慢的渐变和积累过程,也可能产生一个“质”的突破性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