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在我国繁荣发展,客户信息及数据信息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争相抢夺的资源。在客户信息及数据信息收集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在与金融机构合作营销的过程中,存在着违规进行网络营销、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违规诱导投资者购买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等问题。这并非金融机构一方的原因,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目前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在金融监管、司法、立法中,均处于责任承担的真空状态。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在网络营销中的适当性义务。除结语外,本文包括了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其中包含了问题的提出,笔者从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发,找出了适当性义务制度存在着主体范围不定,适用客体不明的问题。司法实践的争议和理论探讨的缺失,使得亟需厘清网络营销语境下适当性义务的适用主体、适用客体。并提出了适当性义务对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是否适用、在什么情景下适用、其内容为何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二部分是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主体分析和行为分析。首先,出于明确本文讨论的对象和范围的目的,梳理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的概念表述,明确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具有第三方性、金融性、信息服务性的特征。其次对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将其营销模式归纳为直销模式和代销模式两种,并将其营销行为概括为以宣传推介活动为核心、其他信息技术活动为辅助的行为。第三部分是适当性义务的适用情景。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法律规范中适当性义务的适用主体、和适用客体为何。首先,通过比较域外适当性义务主体与我国适当性义务主体之间的区别,得出传统的适当性义务主体是金融中介,但我国适当性义务主体规定较为笼统且存在主体范围扩张趋势的结论。其次,依据法理学理论,将适当性义务的客体界定为宣传推介的营销行为、销售行为和提供金融服务行为。最后,通过对现有法律制度中适当性义务内容的梳理,将其概括为包括告知说明义务在内的四类义务。第四部分是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承担适当性义务之证成。将第二部分的法律事实和第三部分的法律规范,通过涵射的方式进行连接,以证成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承担适当性义务之正当性。在主体涵射部分,借鉴了发行人承担适当性义务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在客体涵射部分,明确了直销平台不承担适当性义务,代销平台要承担适当性义务的结论,并且提出要划分营销行为和销售行为的界限。最后根据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特征,建构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适当性义务的内容。第五部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适当性义务之落实。首先回溯了适当性义务的落实现状,指出我国有关机关对于适当性制度的落实虽呈现出了多方合力的共治格局,但存在着对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规制落空的问题。后分别从金融监管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的角度提出了全面落实平台适当性义务的对策。创新之处在于,对金融监管中的备案制度进行了细化;区分了司法实践中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违法营销和违法销售两种情形,将后者认为是超越代理权限之行为,原则上由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自身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从互联网金融广告与普通广告的差异性出发,提出了制定金融广告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