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商贸、传教、武力等模式开始在中国开拓其殖民版图。在西方殖民者的攻势下,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形态、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等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交锋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世界以及二者之关系。梁启超的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背景下萌生与发展的。自然经济的瓦解、政治危机的加深、中西文化的碰撞成为了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梁启超淬厉“中学”,采补“西学”并融合“东学”,构建起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在其政治伦理实践中不断变奏。“合群”是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无论是“善群成己”的政治伦理主体的培育,还是“群体自由”的制度伦理构想,抑或“义利和合”的政治伦理实践,始终贯穿着梁启超的“合群”思想。明末清初,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深度变革阶段,大量的新社会力量蜂拥出现,成为独立的群体,对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继承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关于“群”的思想,论证了“合群”的必要性。社会合群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群体的利益扩张潜力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群体自治能推动国家分权于社会,能培育国民独立人格和权利主体意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和启蒙思想的勃兴,梁启超整合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学的合理资源,以及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从培育“善群成己”的政治伦理主体、构建“群体自由”的制度伦理和推动“义利和合”的政治伦理实践三个维度建构起其合群政治伦理思想。梁启超新民以救国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是其“善群成己”的新民学说。这以私德和公德为主线,以利群为核心的新民学说的目的就在于培育具备广智识、新道德、胜民力的新国民以构成新国家的政治主体。“善群成己”的政治伦理主体的本质就是具备国民独具之特质以及独立精神的新国民。梁启超以办学、办报等实践活动向国人导入民主、自由等国民精神,旨在培育具有权利、自尊、自由、义务等政治能力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国民。梁启超认为只有具备政治能力和公民意识的新国民积极参与救国救民的政治实践,才能实现救亡图存。梁启超传承了传统的教育思想理念,基于民德、民智、民力三点着手,并重构了此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方案以造就新国民。制度伦理构想是梁启超培育政治伦理主体的必然归属。梁启超在国家含义、国家性质、国家类型等方面阐释了国家观,论述了制度伦理变革的基本构想,历经了从“天下观”到“国家观”,发展到“民权”国家观和“主权”国家观,再是“民族建国观”,发展到“国权国家观”,最终又回到“世界主义的国家观”的变奏。梁启超阐释了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提出了以群体自由为导向的制度伦理构想。同时,从除心奴、行宪政和兴民权三个方面提出了实现群体自由的路径。政治伦理实践是梁启超培育政治伦理主体以及制度伦理构想的应有之义。梁启超对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展开了批判,开展了主张尊皇与明倡民权、提倡革命与主张破坏等政治革新活动。梁启超扬弃了中国传统义利观,吸收了中西功利主义合理成分,提出了以“义利和合”为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思想。同时,梁启超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尝试了多种政治伦理实践,包括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的彷徨,排斥共和而主开明专制,大论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之争以及选择共和立国。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呈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运行轨迹,展现了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态变迁,反映了近代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的伦理觉醒,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又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具有道德救国的软弱性、兼采中外的不成熟性、半生不熟的杂糅性等时代局限。当然,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在当下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能够为当下中国实施渐进式的稳步改革、注重双向考量的政治伦理、弘扬爱国主义和利群公德思想提供一些可借鉴和参考的资源。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维新变法掀起了近代知识分子救国的序幕,同时也将梁启超推到了政治变革的核心地带。分析梁启超的思想历史,康有为将其诠释成为“流质善变”,梁启超也表明了自己的“太无成见”。尽管,梁启超比较“善变”,可是梁启超的“善变”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变,梁启超的“善变”背后始终有对爱国情怀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