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反贫困工作更加全面和复杂,不仅需要满足底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同时还要为贫困农民提供公平的条件和进入市场的资格。国家反贫困的保障兜底和共同富裕目标协同发展,其资金投放和扶贫方式逐年增加,但扶贫效果差强人意。作为农村反贫困最终实践主体的基层政府,在贫困户的瞄准上具有决定性因素,同时还在上级政府、市场和贫困户中起着带头和黏合作用。基于此,研究基层政府在农村反贫困中的行动逻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强干预式”扶贫不能充分解释两种反贫困模式的结果差异,通过对Y村反贫困实践的案例分析,剖析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及存在的困境。在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底线贫困人员大量减少,制度逐渐完善,瞄准偏差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纠正,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目标不再因为村庄内在因素和政治目标的不一致而产生变通。农村反贫困战略开始向发展经济方向转移,产业扶贫成为基层政府新的执行压力,但由于产业扶贫仍旧存在“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项目运作中解决“政策性负担”不规范、“规模化”劣势无法解决、扶贫项目存在“虎头蛇尾”问题、农民升级发展欠缺长效性、基层政府的利益分红不均等问题,导致产业扶贫产生“高投入低产出”,乡村发展失衡,农民对基层政府工作不信任形象不认可的负面效应。在反贫困的实践过程中“参与式核查”、“利益同盟”与“程序正义式自保”共同导致了实践困境。研究发现:第一,基层政府的强话语权、政策目标行动落实的变通影响着贫困户的核查。第二,乡村利益同盟对非理性经纪人的排斥,使得“好人”难以为续。第三,关系资本导向下的熟人社会限制了外来技术发展。第四,监督核查机制长期失效。第五,乡村干部政治身份模糊,上级政府的政治约束和本地熟人社会的文化约束同时起效又同时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