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地摊经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较低的生活成本,成为低收入人群在城市实现灵活就业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地摊经济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括影响城市环境、堵塞交通等;另一方面,地摊经济也缓解了一部分的就业压力,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同时起到“街道眼”的作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受2020年疫情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挑战,解决居民就业问题成为国家保障民生的重要环节。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随着中央和各地陆续出台有利地摊经济发展的政策,地摊经济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局面。然而地摊经济的负外部性仍是不可忽视的一面,因此本文从空间的角度出发,研究流动地摊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从空间上引导地摊经济的发展,以期降低流动地摊的负外部性,发挥地摊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确定雁塔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7:30—21:30为研究时段,并对所研究的流动地摊进行界定。随后以微区位理论、非正规就业理论为基础,运用核密度分析和百度热力图分析的方法,对雁塔区夜晚流动地摊的空间分布特征,地摊经营者的行为特征,以及流动地摊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治理流动地摊的先进经验,提出符合我国当下国情的治理对策。研究认为:（1）雁塔区夜晚流动地摊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呈“西密东疏”的特征,集聚情况表现为“广分布,小集聚”的分布态势,核心集聚区均为住宅区或临近住宅区的街道,且以低端收入人群住宅区为主。不同街道面积和发展定位不同,流动地摊数量相差较大,摊贩数量最多、摊位密度最大的是电子城街道,人均商摊密度最大的是丈八沟街道。观察流动地摊的分布形态,发现流动地摊更容易形成线状布局的地摊空间,线状分布的流动地摊占全部的62.55%。（2）流动地摊对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的偏好也不相相同。地摊数量从高到低依次是住宅区、街道、道路交叉口、商铺、广场、公共交通站点、事企业单位。社区附近的流动地摊更偏向集聚在低端的住宅区;相较于支路交叉口,主干道交叉口和组团道路交叉口对流动地摊的吸引力更强;沿街道设摊的流动地摊多为摊贩自发性集聚区和疏导区,流动地摊自发性集聚区主要依靠的道路类型是单幅路,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疏导区主要依靠的道路类型是三幅路,以保障经营者和居民的安全;商铺与流动地摊存在互补与互斥两种相反的关系,主要与双方的经营种类有关;地铁口对流动地摊有较强的吸引作用,公交站点对流动地摊不具有吸引力;商业广场对流动地摊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可进入性较差,休闲广场对流动地摊的容纳能力更强;不同的事企业单位受限于管制作用强或人流量不大等因素,对流动地摊吸引力较弱。（3）地摊经营者在经营种类选择上更倾向于餐饮,地摊经营者的性别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但在经营种类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偏好,男性经营者更倾向于经营餐饮,女性经营者更偏好经营服饰;各年龄区间的地摊经营者数量呈正态分布,在40-50岁区间达到峰值,占雁塔区夜晚地摊经营者总数的40.55%;不同年龄的地摊经营者在经营类别选择上也不同,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地摊经营者各经营类别人数差距过大,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4）地摊经营者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中小学文化水平为主。户籍为陕西省内的地摊经营者占大多数。地摊经营者的区位选择仍以流动为主,仅三成摊贩有固定的经营摊位。地摊经营者平均通勤距离为5.33千米,通勤时间以半小时内为主,摊贩的区位选择更倾向在半小时内可到达的人流集聚区,三轮车是地摊经营者选择的主要通勤方式。收入在1500-3500元之间的地摊经营者构成了主体部分,近七成的地摊经营者将摆摊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疏导区摊贩满意度要高于城中村和改造社区。77.8%的地摊经营者对疏导区持中立或满意态度,摊位费问题是影响地摊经营者加入疏导区意愿的最重要因素。（5）综合本文对实地踏勘所得流动地摊空间数据和地摊经营者数据的分析,影响流动地摊分布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因素、用地类型和政府管制。高人流量聚集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复杂的用地类型和模糊的土地权属更容易吸引流动地摊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