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现状;以预测丧亲结局的综合风险因素框架为理论基础,探讨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影响因素,进而为临床医护人员实施干预,缓解主要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提供实证研究支持。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对山东省三所三级甲等医院符合纳入标准的350例晚期肺癌住院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预期性悲伤量表(AGS)、照顾者负担量表(CBI)、大五人格问卷(BFI)的神经质、外向性及尽责性分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利用SPSS23.0和Amo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分层线性回归、路径分析。结果:1.问卷回收情况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剔除无效问卷13份,回收有效问卷33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6.29%。2.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现状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总分为78.01±18.59分,各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失去的感觉(3.91±0.77)分、悲伤(3.09±0.93)分、焦虑(2.68±0.94)分、愤怒(2.68±0.88)分、完成任务的能力(2.66±0.99)分、内疚(2.58±0.74)分、易怒(2.25±0.80)分。3.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单因素分析主要照顾者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身体状况、工作状态、家庭经济状况、与患者关系、有无替代照顾者、对肺癌知晓情况、接受死亡教育的程度在预期性悲伤上的得分不同(p<0.01),患者不同的工作状态、文化程度及医保类型在预期性悲伤上的得分不同(p<0.05)。照顾者的年龄(r=0.127,p<0.05)、每天照顾小时数(r=0.149,p<0.01)、照顾负担(r=0.623,p<0.001)、神经质(r=0.380,p<0.001)、消极应对(r=0.239,p<0.001)与预期性悲伤呈正相关关系,患者的年龄(r=-0.147,p<0.01)、外向性(r=-0.167,p<0.01)、尽责性(r=-0.141,p<0.01)、领悟社会支持(r=-0.121,p<0.05)、积极应对(r=-0.113,p<0.05)与预期性悲伤呈负相关关系。4.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多因素分析压力源性质、个人因素、人际因素、应对方式可以分别单独解释预期性悲伤40.4%、9.1%、5.1%、0.6%的变异量,所有变量对预期性悲伤的总解释量为55.2%。主要照顾者的生理性负担(β=0.170,p<0.05)、时间依赖性负担(β=0.129,p<0.05)、发展受限性负担(β=0.179,p<0.01)、神经质(β=0.264,p<0.001)、接受过死亡教育(β=-0.107,p<0.05)、家庭支持(β=0.265,p<0.001)、其他支持(β=-0.200,p<0.01)可以显著预测主要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5.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主要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预期性悲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神经质、领悟社会支持和照顾负担。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能够显著加重照顾负担(β=0.16,p<0.01),降低领悟社会支持(β=-0.15,p<0.01),增加预期性悲伤(β=0.28,p<0.01)。照顾负担能够显著加重预期性悲伤(β=0.57,p<0.01)。领悟社会支持显著地降低照顾负担(β=-0.14,p<0.01)。照顾负担和领悟社会支持中介了神经质与预期性悲伤间的关系。神经质、照顾负担对预期性悲伤的直接效应量(95%置信区间)分别为 0.275(0.178,0.356)、0.573(0.494,0.645);神经质、领悟社会支持对预期性悲伤的间接效应量(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05(0.047,0.166)、-0.082(-0.138,-0.026)。结论:1.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存在中等程度的预期性悲伤情绪。2.基于预测丧亲结局的综合风险因素框架,压力源性质中的生理性负担、时间依赖性负担、发展受限性负担,个人因素中的神经质,人际因素中的家庭支持是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危险因素,而人际因素中的接受过死亡教育和其他支持则是其保护因素。3.照顾负担和领悟社会支持在晚期肺癌住院患者主要照顾者神经质和预期性悲伤间起到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