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在海事司法审判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三个部分对其展开论述,以期国家可以出台相关规范标准,解决船舶优先权在具体行使中遇到的这些问题。第一部分阐述了船舶优先权行使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在实务上出现了新形势下行使船舶优先权主体的多样化,然这些主体在实务审判中是被严格限制的。而对于船舶优先权行使的客体以及各个国家或地区基于其本国或本地区的情势对享有船舶优先权的各类海事请求项目均有不同的规定,从中可以分析出这些国家地区在立法中的各种考量。也是基于此,在国际视角下部分当事人选择有利于其的国家或地区来进行起诉会导致权益保护程度不一。其次,行使船舶优先权较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扣押船舶,这样必然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使船舶的运营受到影响,不利于航运经济的发展。而当事人享有船舶优先权时的起始时间的判断较为复杂,由此导致不同的海事法院在实际审判中会有不同判决,这不利于司法的稳定性。破产程序下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更是矛盾、冲突不断,不但有法院间的协调,还有法院内部审判与执行的衔接。以上种种,对享有船舶优先权的当事人及其它债权人的权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部分对船舶优先权行使中这些问题的成因进行了详细讨论以及分析。首先,我国《海商法》当初颁布时更多地考虑到了扶持航运企业的发展,故而审判中对主体把握较严。而关于船舶优先权的客体范围,我国《海商法》立法之初主要是为了保护船东及其它相关人的利益而未进行扩大。至于船舶优先权所对应的海事请求项目,《海商法》虽有明文规定却未细化,导致了实践中关于船员工资、港口规费等存在不同理解。其次,海事法院为了审判的统一以及执行的便利,对《海商法》第28条的理解、适用比较狭隘、僵化。而船舶优先权行使的方式不同导致了其起始时间的不同,尤其是一年除斥期间的起算,海事法院在具体的审判中有不同的理解适用。而在破产程序下行使船舶优先权的矛盾、冲突,主要也是基于各法律间没有相应的统筹,使得衔接不畅。第三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首先,对行使船舶优先权的主体,应适当地扩大其范围,或者说允许该项权力转移继受。在客体范围上,应随着航运经济的变化而扩大客体范围以做到国际间的衡平,从而保护国内当事人的权益。对享有船舶优先权时所对应的海事请求项目则应当更加明晰,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从而做出适当的增减。其次,主张通过司法解释或其它形式统一各法院间审判、执行的标准,以明确关于船舶优先权行使的方式、具体起算时间以及破产程序下各项债权偿付次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