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典自施行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日本民法典债权编作出了全面修改,合同解除制度是这次债权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对日本合同解除的规范构造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日本修法的经验和问题,对我国的《民法典》合同编的解释适用提出建议。本文分为七章对合同法定解除的要件进行讨论,第一章介绍日本修改债权法受到了“新契约责任论”和“尊重契约”思想的影响,新契约责任论认为合同责任来源于合同本身,不要求债务人具备可归责事由,合同解除不再视为对债务人的制裁;尊重契约则要求尽量维持合同的成立生效,只有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才允许合同解除。第二章论述了日本债权法关于合同解除要件的修改,改法之前的日本民法按照传统的“债权—债务”构成模式,把债务不履行分为迟延履行、履行不能和不完全履行,并且要求合同解除需要具备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日本此次的修法删除了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并且对合同解除的规则体系进行重新安排,合同解除要件以债务不履行为起点,要求不履行的行为达到“重大不履行”的程度。在合同解除时,原则上要求债权人经催告后解除合同,当出现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不经催告直接解除合同。第三章分析了日本债权法修改背后的理论基础,合同解除要件的变动建立在合同拘束力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债权—债务”模式正在向“合同构成”模式转变。对日本债权法修改产生较大影响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就是这一模式转变的典范之一。合同拘束力理论的变动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包括:债务不履行上位概念的设立;合同解除要件具体规定的重新编排;救济路径的设置模式从“原因进路”转向“救济进路”。第四章和第五章对我国合同解除要件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合同解除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从立法经验和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进行解释。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不仅在底层规范上缺少违约行为上位概念的设置,而且在具体构成要件规定中存在着不周延、不协调的问题。第六章在法律规定的解释适用层面上,为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我国的合同解除不能仅停留在不要求债务人过错这一步,应当看到背后合同拘束力模式的转变,并对此采取相应的判断思路。我们可以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判断合同解除的核心要件,将催告解除作为原则性的判断;此外,若出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履行催告程序毫无必要,则允许债权人不经催告直接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