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严重触法现象呈高发态势,如何有效应对未成年人严重触法行为,是刑法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各个国家的制度都与其自身的时代变迁与现实背景有关,“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是否能有效发挥其功能,还需结合我国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深入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研究为主线,通过对该规则与我国文化背景、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论的诸多弊病。最后通过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论的相关研究,提出针对未成年人严重触法低龄化现象的治理对策。文章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通过域外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相关立法,了解该规则的基本概念及认定规则,并从中明确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质,即通过证明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触法行为时具备“恶意”（即“认识能力”、“控制能力”）,打破“年龄”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认定的限制。以此,为文章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阐述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当前未成年人严重触法呈低龄化之态、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过度保护未成年人,导致社会利益保障的缺失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下,基于个案中个体差异性的需要及刑事政策中“宽严相济”要求的需要,该规则的本土化适用论随之在我国刑法语境中引发了一系列讨论。第三章通过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我国刑法原理与基本原则等方面进行合理性的比较与分析,应当看到二者相互冲突的一面。为不宜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观点提供有力论据支撑。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未成年人严重触法行为的应对矫治措施,首先,要明确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置中应当遵循的核心和理念应当是“保护”及“预防”;其次,应当构建专门的矫治措施,纠正我国刑法矫治措施的“形式化”;最后,在“预防”上下功夫,发挥社会监督职能,加强家庭、学校对未成年人的积极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