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自动驾驶汽车应运而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而自动驾驶技术所依托的人工智能革命被称为人类面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背景下,传统汽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对于交通出行的需求,传统汽车和现代互联网碰撞后产生的新火花——自动驾驶汽车。但是作为新生事物,自动驾驶汽车与现实社会还存在脱轨,如何使自动驾驶汽车融入人类社会?并在鼓励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发展和防范技术风险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点,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谦抑性和补充性。利用其他社会规范足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时,刑法就应当充分发挥其谦抑性。但是当自动驾驶汽车在公共道路上发生交通肇事,并带来生命财产损失时,就可能触及刑法的交通肇事罪。根据SAE分类标准,自动驾驶技术在L1-L2时,只是一种驾驶辅助系统,仍然只是扮演工具角色。L3-L5的自动驾驶技术属于高度自动或无人驾驶,此时的行车过程中由自动驾驶系统操纵,只有个别的例外情形需要人类接管。那么此时发生交通肇事时,事故责任应当如何认定?按现有《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认定,显然存在诸多冲突:包括交通肇事罪规定的责任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或单位、犯罪主观方面要求是过失、肇事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等问题。但此时人类在车中扮演的并非驾驶员角色,对于汽车的行驶过程并没有实时监督和接管义务,再要求人类承担刑事责任显然并不符合刑事归责的责任自负原则。因此本文将从自动驾驶汽车肇事责任主体认定复杂的情形下,汽车本身是否能够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展开论述,并讨论可以作为归责主体的几种可能性。L1-L2技术水平下,汽车仍属于辅助驾驶工具,肇事责任可以按传统方式认定。进入L3-L5的自动驾驶水平,事故责任应就驾驶员、自动驾驶系统、制造商三方进行讨论。通过技术特征以及刑法的归责原则首先可以排除驾驶员责任,通过分析自动驾驶系统是否具有刑法要求的辨认能力以及控制能力,进而否定自动驾驶汽车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认为事故责任最终分解在制造商、设计者以及销售者身上。但这三者在行车过程中并不承担对具体肇事行为的“注意义务”,因而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其责任承担并非是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而是根据车辆的设计、生产、销售是否符合质量安全标准,判定是否构成《刑法》第146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当然,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刑法在一定限度内应当容忍。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在汽车的设计、生产、销售并不存在违反安全标准,驾驶员(乘客)也遵循相应谨慎义务但依然造成肇事的;第二,无法抉择的伦理道德困境中,迫使自动驾驶系统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造成人身财产受损的。都应通过设置自动驾驶汽车安全保障基金来处理赔偿问题,并不能在此情况下依然严苛的追究各方主体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