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改善总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而微观企业的资本配置很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但由于企业之间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企业间代理成本过高、治理水平低下,阻碍着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如何充分利用好自有资金和稀缺的资源,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当下企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激励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从高管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显性激励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高管显性激励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趋势。而高管隐性激励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管隐性激励能够显著抑制资本配置效率,并且与投资不足的企业相比,对于过度投资的企业而言这种抑制作用会更严重。进一步根据样本企业的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不同的产权性质会使高管激励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同,样本中国企资本配置效率会更高一点,高管显性激励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企中显著存在,在非国企中并不显著;隐性的在职消费在两组中均显著抑制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效果并无显著差异。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结论同样成立。本文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促使企业合理运用薪酬激励,制定完善的薪酬机制,保持合理的薪酬差距,充分利用剩余资金进而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实现企业内部的“共同富裕”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上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